黄先生所提之新闻媒体管理新办法，即在上级监察制度的管理下解媒体之封，亦即区县一级的归市里管；市一级的归省里管；省一级的归中央管。在广大底层切身利益受害者亦包括鄙人看来，于现时中国推行若黄先生所谓的此类渐进改革，实毫无用处。
我们确实需要用媒体新闻监督以约束现时党政腐败与以其弹劾政府侵民行为，然而现时中国各媒体新闻机构无论商业属性还是官家属性，其被动或主动已然大部抛却 了作为一个新闻媒体机构应付的上述责任，且在现时，政府不会亦不可能给予你如此渐进的新闻媒体改革办法以空间，此中原因黄先生本文已表述得很是透彻。
本质上，政体不逐渐改变，新闻媒体就不会有自由，专制下的侵民与腐败行为就会得不到抑制，此中有台湾先鉴。而黄先生前后矛盾的笔述为，前文谓建立媒体监督 以制约党和政府的坏行为，后文又谓希冀于党建立好的监督体制以自我监督，试问，此中置最为广大的民众监督于何地？且其建党八十八年间若能拥有良好民主性自 我监督体制，何致于劳烦黄先生和历代仁人不断皓首为文，上书劝谏。黄先生其谓的党内监督即涉及到党内民主，然现时所谓党内民主建设仍是不确之数，故而在现 有的中共历史基础上来看，党内监督更为不确中的不确。
再观黄先生文，中所谓“宣传党和政府的主张和政策，是‘正面宣传’，很有必要；官员的恶行在网络和手机或老百姓的嘴巴上不胫而走，损害了老百姓对党和政府 的信任，因此是一种‘反面宣传’。官方媒介制约官员，避免他们犯错误，避免他们引发‘反面宣传’，从实际效果来看，也是一种‘正面宣传’，所谓“负负得正 ”是也。中国的媒介管理部门应该建立一个新观念：消除‘反面宣传’的根源，就是一种‘正面宣传’”。前文事实无可指摘，而后所谓的官方媒介制约官员以达到 使官员少引发‘反面宣传’借而使为‘正面宣传’之观点，难免让人感到先生对现时事实淡化过度，世人皆知，官方媒介之久来龌龊，独先生对其抱幻颇深，如此即 使官媒偶爆一劣官之料，使其落马丢命，然在现时茫茫贪海劣云之中，亦只是杀而无用，起不到杀一儆百之功效。末了，黄先生又提一官媒新观念，此语使人莫不眼 熟，原来即为“将一切不稳定扼杀于萌芽状态”之官媒版。
黄先生此文，多有不妥之处，只此指摘一二罢了。文毕，略感黄先生虽是认识到我国媒体之普遍问题，然多有不成熟之处，且黄先生此之若上书劝谏之行为，不异于 希冀改革于明君，托付经济于贤相。鄙人亦承认民主建设必走渐进之路，然用于中国，恐怕不是唯一，鄙人曾述之高层革命与底层革命，我国千年革命传统于今随被 压抑，但难说来日之事。看我国民主之途，革命使之，改良使之。
黄佶先生之文只读过一二，此文随性，多有不妥还请指摘。
----------------------------
我认为，不应该把党看成铁板一块。即使假设党里不存在想搞民主的人，派系斗争是肯定存在的。而老百姓的不满，完全可能成为派系斗争的武器，被一派用来打击另一派，甚至威胁透露对方人马的腐败行为，以此做交易，换取对方的妥协或让步。
新闻媒介现在没有监督政府，是被迫的，这不等于他们自己内心没有这种愿望和倾向。从最商业的角度讲，揭露内幕能够赢得读者、赢得广告，何乐不为？所以，一旦政府允许，它们立即就会开始揭露。
“政府不会亦不可能给予你如此渐进的新闻媒体改革办法以空间”，我认为不应该把政府看成铁板一块。另一方面，政府也会算帐：当政府认为保护贪官会导致政权崩溃、引发革命，是不合算的事情时，他们完全有可能有限的开放媒介监督。
“ 且其建党八十八年间若能拥有良好民主性自我监督体制，何致于劳烦黄先生和历代仁人不断皓首为文，”不能用“八十八年”这么长的历史跨度的。这八十八年党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用八十八年作为依据，那还不如用两千年做依据：“中国两千年来若能拥有良好民主性自我监督体制，何致于劳烦黄先生和历代仁人不断皓首 为文？”
“官方媒介之久来龌龊，独先生对其抱幻颇深，”官方媒介不好，并不等于里面的记者编辑没有正义感。他们是一个大组织里的人，身不由己。外部环境变化，他们 的行为也会有变化。即使没有正义感，他们至少是喜欢金钱的，他们为了吸引读者，也会去迎合读者，也会假装或变得有正义感，去揭露坏官的。
黄佶，2009-1-13
-------------------
SINA本文已被和谐，转帖此处备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