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评论与摘录 文字版

回馈那位匿名的网友(2007-12-14 01: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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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历史 军事 民族主义 蒋介石集团 中国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您所说战后中国对于日本赔款问题无所作为，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国民政府于战后初期曾积极索赔，然而获赔量及其之少，主要是迫于美苏等其他战胜国的压力，这一点与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如出一辙，再次说明了弱国无外交这个浅显的道理。然而直到蒋介石集团退守台湾初期，其也未曾扬言要放弃索赔。直至一九五二年，台湾蒋介石集团由于“美国”压力与反攻大陆计划等原因被迫签订《日台条约》，而日本吉田内阁也为美国所要挟（但是和谈时的嘴脸也可见一斑），蒋介石集团在该条约中声称放弃一切对日索赔要求（亦即放弃政府索赔与民间索赔）。中国所遭受的灾难,轻而易举地被蒋介石勾消了, 四九年后的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美国”片面炮制的“对日和约”和在“美国”策划下日蒋签订的和约,周恩来外长也曾两次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和绝不承认非法的片面的对日和约和敌视中国人民的日蒋和约。

这是蒋介石政府前后对日索赔状况，请注意斡旋于其间的主要角色是美国，这是美国为获得战后最大利益而所设置的阴谋，蒋介石政府与战后日本政府实是其棋子而已。

新中国政府于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曾与日本政府联合发表声明，其中第五条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然而这也非新中国政府单纯的“以德报怨”。世界上没有透明的政治，亦没有纯正的外交。新中国政府单方面放弃了对日本战争赔偿要求是完全是基于以下的考虑：

(1)中国方面放弃战争赔偿要求是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

(2)放弃战争赔偿,恢复中日邦交有利于对抗苏联的威胁,有利于解放台湾

(3)中国政府从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大局出发,为使日本老百姓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放弃了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

这只是官方可见资料，事实上应有很多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中共封锁消息可是世界一流~~）因此您将其片面解释为“以德报怨”，或为了“中日友谊”，也未免太看低中共了。如果事物仅以表象做判断，那么诚是假象。



下面您所说的日本是如何回报中国的呢？无常资金援助、日元贷款、技术援助，北京地铁、首都机场、京秦铁路、南昆铁路、上海浦东机场，武汉长江第二大桥、内陆地区光缆建设等都是由日元贷款援建的大型工程，以及SARS时期的紧急援助等。至于日本为何如此慷慨，甚至将中国作为其ODA计划的重点援助对象，其原因也犹如新中国政府为何放弃战争赔偿一样众说纷纭，且正如中国放弃赔款一样为日本人民所不解。这正如您后面所陈述的个人或国家立场问题，此亦包含于“民族性”问题，这个问题我一会儿会谈到。



至于您所说的七十年代日本政府官员的负罪感，与苏联威胁的国际环境促使中日关系友好；当今日本政府官员未经战事，以及美国的鼓动而使中日关系恶化等确实事例，始终是站在一个高层次谴日席次上发表的言论。历史要宏观的把握，系统的学习，微观的研究，要会换位思考。正如您下面所陈述的，每个人的立场不同，那么请问，你就不懂得换位思考吗？站在一个孤立的、官方的、程式化的立场上看待历史民族问题，已经构成了您思考的弊病。



乃至您开篇所说的抗战其间死亡人数，而得出几乎家家与日本有血仇的结论，也很使我觉得荒唐可笑。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人口约六亿，而由中共所造成的“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名称实在有待商榷)，由饥荒饿死的人数亦达到三千万左右，再加上文革被迫害致死的两百万，等多方面调查，中共建国后近二十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保守数字为三千两百万。那么是否可以说是几乎家家与中共也有血仇了？



至于您、也大概是所有仇日者所在乎的日本道歉问题，本来有一篇《国际道歉问题纵横谈》想发上来，无奈被和谐掉。其在文章末强调“从反对侵略、维护人权的角度出发，要求对侵略和侵害人权的行为进行道歉，是合情合理的。但在大部分情况下，道歉的原告和被告都很难达成一致而争执不休。过分强调这种道歉，不但不能有助于缓解民族矛盾，促进世界和平，反而会起相反的作用”。可以很好的回答您这个问题。



昨日是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纪念日，被采访的一位小学生说的很好，我们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勿忘国耻。我们有些人真该以此为戒。



现在该说一下民族性问题了，其实就您的陈述完全可以将其特定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问题。而就本问题而言则必须分为中国民族主义与日本民族主义分加讨论，然而在这里我就言简意赅了。



中国民族主义本身即是其自古以来夏夷之分的发展，譬如“反清复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无不打着排满的旗号，列强侵入后又无不打着排外旗号，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成为入侵中国的主要帝国，日本军国主义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最主要的抗击对象，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到今天依然强烈。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官方观点，受到当时现代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很大影响，在其后的数十年间，中国的民族主义又受到了俄国人种学思想的强烈影响。 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期间，中国大陆范围内的中国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相结合，并且民族主义的辩证法被大大地包摄进国际主义的辩证法之中。 1990年代，随着经济生活标准的提高、苏联的解体，以及其它任一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的匮乏，导致了恰如大多数观察者所看到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大地的复苏。



日本民族主义于1905-1945，从政治的观点来看，二战期间日本军队的政治和；理念基础可被称为日本国民理念（Japanese nationalist ideology，或译为日本民族主义者理念）。这种理念难于简单阐述，包括了种族正确教条，类似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哲学、民族主义、文化、宗教各成分的的混合体。1945年后，“愤怒青年”渐渐增多，多次发起反美运动，进入90年代在日本的学生里面马克思主义全面退潮后，一部分学生倾向爱国主义。这点与中国愤青们极其的相似。



引用原文一句：

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大国搞仇视和对抗，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利益，也不会给日本带来什么利益，得益的只会是美国、俄国等国。

对于这个问题，于日本只有那些偏激的右翼分子从不考虑，而在中国则是大多数人都不考虑。



就上铺述，民族主义以及由民族主义进化而为的爱国主义，多为狭隘的、极端的、盲目的，且是极易煽动的。我么要用普世情怀来诠释这个世界，世界文明最终会融为一体（观点出自《南方周末》十月二十五日评论版《立足民族特色拥抱普世价值》）。



林思云的这篇文章，旨在让我们认清事实，如果您实在以为此为谬论的话那也没办法，殷海光先生说的好，意识形态的问题是世界上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您大抵不会同意林先生或者我的观点，但衷心的希望您抛弃原教旨民族主义以普世情怀来关注中日，关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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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随感写多了，貌似写的东一块西一块无主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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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近代新民主主义前的“抵货运动” 而感(2008-04-25 1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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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历史 外货 器用 日货 新民主主义 中国 杂谈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1849（道光廿九年）

广东人民因反对英人入侵广州，掀起抵制英货运动



1905（光绪卅一年）

因美统治阶级挑拨种族感情，歧视华人，虐待华侨，进而抵制美货，时上海、广州、天津、汉口、长沙、苏州等城市群众群策响应，运动持续至1907年初



1908（光绪卅四年）

因日本货船二辰丸私运军械，我国南方各省爆发抵制日货运动（我所知最早抵制日货运动）



1905.3.15（民国四年）

上海人民组织国民对日同志会，召开群众大会，为抗议“二十一条”，决议抵制日货，3月25日，上海各界通过决议，4月间，抵货运动开展至长江沿岸各埠 ，随即遍及全国，6月间 ，北洋政府下令阻止，引起群众愤慨，抵货运动于许多地方更加深入进行，一直延续至年底



1918（民国七年）

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防敌协定》、《中日海军防敌协定》，再次激起全国人民反对日帝侵略阴谋的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的高潮



1919（民国八年）

“五四”间，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各地工人、学生及爱国群众纷纷组织纠察队，检查与封存日货，运动延续至1921年



以上只概举“五四”前的抵货运动，是因此之后的“抵货运动”大部受某些政党宣传影响而已失去“五四”前“抵货运动”所具有的较纯洁的民众自发性与自主性而非受其他影响与指引的传统个人爱国主义（“五四”后，中国自有的传统爱国主义被逐步改造为政治性机械爱国主义，白讲即为，要你爱时你不爱也得爱，不要你爱时你爱也不得爱），业已逐步沦为某些政党用以谋取政党利益的工具(对于此问题的详细评论，还请阅读下冉云飞，冉先生最近关于爱国主义的几篇文章)。



由此我们就殷海光先生的观点来看一下较纯洁的“抵货运动”的实质 ：



撇开外交，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抵制”外货是有“文化抗战”的意识存乎其间，在这关联中，文化分子一方面“抵制外货”，另一方面“提倡国货”，借此实行保卫主位文化。就近代中国而论，西方文化入侵中国，除传教以外，就是通商。外货为突破中国文化防线，向后方扩散，而使中国文化失去自定的平衡的利器，自五四运动学生倡导“抵制日货”几十年来，中国文化分子一方面要“抵制外货”，另一方面爱用外货。可是，这在他们并不“矛盾 ”。因为，爱用外货是器用方面的行动。器用方面的行动在文化上的排他性最弱。器用逐渐趋向于文化的中立。但是，倡导“抵制外货”的这种意识则不是在文化上中立的。行为归行为，意识归意识，这种脱节的“文化抗战”，因为缺乏器用方面的支持，所以总无法持久。



由此深知，一切“抵货运动”皆起于“爱国主义”，而“爱国主义”则多表现为“个人爱国主义”，若果此间未有任何其他介入，由此发起的任何运动即皆具有在道义上的多数正确性，然而此间若有其他介入（比如宗教介入、政党介入），那么在表面道德正确性的掩盖下，难免会产生某些黑暗面，抑或难免被介入势力加以利用。因此，个人认为，以“国民传统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民众自发运动，完全不需要任何意识势力介入（观上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的历次“抵货运动”，多数没有经过政府的先期鼓励与宣传与后期协助*，而每次都是声势浩大，时间跨度少则一年长则几年，反观现今政府介入的民众运动其效果不免令人唏嘘）。



对于近日仍热火朝天的“抵制法货”运动，我持低调支持态度，为什么低调呢？因为此次运动明眼人一看即知其背后仍有某些黑手在主要操控，然而此次“抵货运动 ”是建国以来最为声势浩大的一次也是最为成功的一次（起码此次运动再一次成功培养了我国大陆民众民主实践性，虽然其水分比较大的），因此我持低调支持态度。



末了，我想说如果中国人可以为抵制自己的政府的不良行为上街而不会受到打击报复的话，才能算是政治开明的开始，现在这种看似爱国的抵制乃至由此引起的所谓游行运动是没有一点风险的！相反，却可以为某些人捞取政治资本，没有风险的抵制和游行运动充其量就是凑凑热闹，活跃活跃气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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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袁世凯曾在此前发布抵制日货命令，后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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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龙卸甲》比较扯~哈哈~(2008-04-27 07: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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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见龙卸甲 钢盔 lv 美日联军 立花訚千代 德国 娱乐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昨天看了《见龙卸甲》从头到尾只一个字评论：“扯~~~”

话说云哥是直接应招入伍，还有个同乡大哥罗胖子，人人都裹着太平军的头巾~ 乍一看我当太平天国呢~

接着小亮子孤身来至营寨，我确信他来的时候没吃饭，端着碗米饭都吃的那猛，也不说给亮哥整个菜，估计蜀军粮草极度缺紧，看把亮子饿得~

饭罢，亮子向云哥等授以机宜，要夜雨偷营，只见云哥骑着驴冲进去就连续C1、C2、C3~~（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限连），计春华大哥出镜十几分钟就被灭，脑瓜子还被枭下来了，云哥此一役，顺利跳至LV5（姓计的咋也算个小BOSS，经验当然高了）

接着，就是刘备跑路情节，因罗胖子看守不力，使得大耳一个老婆被XX一个老婆被灭再加SB儿子失踪，于是欲泄愤于胖子，云哥1V2，大耳很是赞赏，接着给了他个S级任务-救儿子，云哥带上那一战德国小钢盔，穿上大耳的具足，在黑脸和红脸的护送下，高高兴兴做任务去了~

云哥现在拿的那枪是否比“24霸霸豪龙胆”还NB啊？！不得而知~ 只知道云哥运和防是超高的~ 被大锤爆头都无碍~ 背着那SB娃不但顺利驾车逃逸，还顺势抢了我们曹哥的青钢剑。此一役，云哥等级急剧跳至LV50。

云哥NB了，衣锦还乡了~遇到个弄皮影的小姑娘，俩人就乐呵了~还整个山盟海誓~

镜头一转，开始封五虎将了~边封着还边摆兵器POSE，完全抄袭35系列。最后，云哥闪亮登场，穿着传说中的白盔白甲，实话他那包头咋看咋让我想到谦信和徐晃~~ 抄袭 又是 抄袭~

光阴荏苒，五个人就剩下云哥了~大厅里的四尊具足，显示着昔日的光辉。

凤鸣山之战~ 小姑娘抱个琵琶弹着思乡曲，以效四面楚歌之事，云哥就整了个“还剑式”，两边打开了心理战。这里我要说说两军的战盔，蜀那边个个都是一战德国小钢盔，魏那边远看像美国钢盔，近看个个战国兜鍪。原来是美日联军大战德国啊~那德国岂有不败之理~

关兴张苞嗝儿屁了，云哥被亮子忽悠了，小姑娘我慢不住了，”進め～”我靠~整个一“立花誾千代”，就是没拿闪电剑，否则老么咔嚓眼的云哥保准顶不住。老头和小姑娘就这样近身肉搏了几十回合，胜负未分。

美日联军总攻开始了，在云哥一声”放て～～”的呼号声中，一票票的人倒下。

同时于荣光也让那小姑娘给忽悠了，骑着自爆就跟人家干，云哥这边四个家将挨个被爆，于大哥就如此效仿了古巴恐怖分子。

云哥心灰意懒~在那最后~不知道挂没挂~我看的枪版~有些删节~

《见龙卸甲》纯粹就是“扯~~”看个乐呵得了~不必要太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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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问题引起的阐述(2008-05-07 1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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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自然法则 只言片语 禅宗 余杰 杂谈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那些通过破网封工具或代理渠道，对被GFW封锁的网站进行访问，但对那些所谓“不和谐”网站上的文章进行诅咒谩骂的人，到底是网特呢？还是只是通过以上手段看些“不健康”网站而已，且偶尔路过些“不和谐”网站的人？抑或是兼于两者？

在此，我想要问有此类行为的人一下，使用破网封工具或代理上网等的真正目的之所在？

哦~你也以同样的口吻来质问我了吗？欢迎~欢迎~

那么，我即倾言于斯，长篇累牍的大道理你愿意听吗？我会尊重你的意愿。抑或只言片语以明德，抑或浩言万卷以抒志。

噢~那么我就先从长的来吧。代理上网啊~已经六年了，六年前我的精神仍如现今大多数人一样“懵懂”，然而也有些许不同，因为那时我曾冒昧的自诩为“存在主义者”，于是啊，就造就了今日你面前的我的“雏形”，此间呢，我逐步了解了作为“个人”的真正事实，反映于我的一切行为，那么，作为“个人”，你认为该受到哪些束缚呢？

法律？规则？道德？抑或是无尚的自然法则？

呵呵~“自然法则”，没错，以我所想，个人只需遵守“自然法则”罢了。

嗯~哦~你是在说，即使不受“法律”的约束，那怎么连“道德”也能舍弃了呢？

“道德”啊~到底起源于何处呢？嗯~你也想到了吧，一个很浅显的道理，起源于“自然法则”。那么这个“道德”，又到底是谁的“道德”呢?呵呵~是该好好想一想，是属于谁，附着于谁，又管辖着谁。喏~不要偷换概念啊，是“自然法则”属于我们，附着于我们，管辖着我们，而不是那下属的“道德”。

呵呵~你看，事情变得明晰了，追逐“道德”的束缚，只是舍本逐末，因此我坚定的选择了受“自然法则”的统辖。也就是如此，我所追逐的“自然法则”点燃了我那混沌的心智，但是啊，渐悟毕竟漫长。也许是天意吧，同在六年前，我识得了“余杰”这位当代鲁迅，他那一触——我顿悟了。

呵呵~什么？你说像是在讲禅宗？也许吧，禅宗毕竟也是接近“自然法则”的途径之一，且也可能是思想上的殊途同归吧。而我也正是得到了“余杰”那一触，才明白了“个人”与“社会”的纯正关系，以此为系，再加上我也曾堕落，更使我体会到了“个人”、“社会”、“自然”的关联。

呵呵~你说我跑题了？呵呵~朋友，这是思想的契机，没有这个，估计我到今日也只是个时常看看“不健康”网站的家伙罢了，呵呵~

嗯~对~正是因为“余杰”那一触，我对“个人”的真谛又上升了蛮高的阶层，摒弃了那假的“存在主义者”的外壳。呵呵~毕竟是自诩，假的嘛，然而回想，没有这个阶段，想也不会有如今了。所以啊，我对那假的“存在主义者”的外壳也不是十分厌恶，反而有些许欣慰了，呵呵~

思想基础建立了，再看了小宣传单的介绍，才知道“九柄利剑”和“破网三剑客”这些工具，呵呵~对啊，这就是物质的基础嘛~

于是啊~就开始了代理上网。

喔~你说我避重就轻了，朋友啊，再看一遍上文。嗯，对，人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意识，当然，你愿意叫世界观什么的也可以啊~正确的意识，我给它造了个词“自然意识”，呵呵~不是保护自然的那个意识，是正确的归附于自然法则的意识。

这个“自然意识”，可以慢慢的培养，也可以突然激发。耶！你答对了,正是北禅之渐，南禅之顿啊！正所谓万理相通，呵呵~

有了它，才足以正确主导你的行为，神外之物都是次要的，喏~我可没说是虚妄的，你当我真讲禅呢,呵呵~

哦~你说你貌似明白了~那我也就断了这喋喋不休吧~

啊？你说还有只言片语以明德呢~呵呵~我差点忘了。

那么，只两个字——“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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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实报道也要有“呼吸的空间”》我见(2008-05-08 23: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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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法律 失实报道 公权力 毛巾 沙利文 中国 杂谈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失实报道也要有“呼吸的空间”

长平

媒体报道失实，网民散布谣言，该不该道歉，该不该受罚，在很多人看来理所当然，无可争议，其实并非如此。最近一起企业状告媒体名誉侵权的案例，值得引起重视。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去年3月报道了河北一家棉织厂生产“毒毛巾”事件，被该企业告上法庭，理由是经相关部门检验，其毛巾虽然质量不合格，但并未含有报道所称的某种强致癌物质，要求央视道歉及赔偿。法院审理后，驳回了该企业的请求。

法院的理由，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企业享有获得客观社会评价的权利，但法律亦保护媒体的正当舆论监督权利；第二，央视是基于部分毛巾生产企业使用对人体有害的染色剂，严重危害公众安全这一社会现象所做的调查节目；第三，相关部门目前已确认该企业生产的毛巾不合格，虽然不合格原因与致癌物质无关，但仍可证明其产品有质量问题；第四，毛巾安全问题涉及公众利益，作为生产毛巾的企业，针对媒体与公众对其产品质量及安全的苛责，应予以必要的容忍。

这个案子自然让人联想到著名的沙利文案。1960年3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起政治宣传广告，呼吁读者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广告中警察驱逐抗议学生的情景部分失实，蒙哥马利市政专员沙利文代表警察控告《纽约时报》，要求名誉赔偿。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伦南提出了“实际恶意”原则，即对于公共事件或公众人物报道中的错误，控告者必须“明白无误地和令人信服地”证明媒体明知故犯或严重失职，否则不能算是诽谤。最后，《纽约时报》胜诉。

沙利文案的第一要义是保护言论自由。布伦南法官指出：“错误的陈述也有‘呼吸的空间’，故也需要保护。如果仅是事实错误，并不得抑制言论自由。”其次，从媒体实践来看，记者不是科学家，既要及时传播信息，又要每一次细节都不出差错，几乎无法操作，等于扼杀了舆论监督。只有传播出来，才有试错的机会，才能最终发现真相。

作为传媒史上的里程碑判例，沙利文案确立了国际通行的新准则，推动了半个世纪来的新闻发展。它有两个要点，一是公共事件或公众人物，二是实际恶意。这两点对于中国的媒体实践也同样重要。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消息源被严密控制，记者采访颇为不易，要求字字精确，等于禁止发声。尤其是近年来网络论坛和手机短信等新媒体出现后，当公共事件发生时，民众出于恐慌心理和了解真相的需要，自行发布不实消息的情况增多，警方不问实际恶意和社会效果，动辄以“传播谣言”为名治罪，无疑妨碍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我对此权利的呼吁，被人歪曲为“造谣自由”，这也是我的再一次解释。

沙利文案准则并没有在中国法律中得以确立，但是经过一些法律专家的介绍和呼吁，近年来进入了法院判例。比如几年前球星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称其报道他赌博和打假球没有证据，被判败诉，判决书中称“新闻报导由于其时效性的特点，不能苛求其内容完全反映客观事实”。此番“毒毛巾”案是又一个例子，而且判决书中的几点理由，更加清晰地围绕着上述两个要点展开论述。

必须指出的是，此案在网络中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肯定，相反遭到纷纷质疑。这是因为，央视作为国家级媒体，本身具有公权力性质。此案的核心，到底是媒体报道公共事件呢，还是公权力对决私权利？更重要的背景是，在更具有公权力和公共事件性质的诸多案例中，沙利文案准则没有得到丝毫体现。例如数日前发生的胶济铁路 “4·28”惨案中，一位山东网友因为转贴不实消息（夸大死亡人数），就被当地警方拘留5日。

希望在更多的地方媒体报道中，在更多质疑公权力的声音中，不实消息乃至错误言论能享有呼吸空间，使媒体能有纠错机会，最终达致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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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失实报道也要有“呼吸的空间”》文中的例举与所述的观点完全矛盾。

“毒毛巾”案、“沙利文”案、“范志毅”案，在作者看来确实是媒体非客观报道所致，是错误的，且作者的主要论点是基于“言论自由”，对于媒体等在错误陈述时，被指者因进行必要容忍，得而给媒体等以纠错的机会，最终达到动态平衡。

那么再试看作者所举的三个主要事例，原告皆败诉于对自身加以歪曲报道的“媒体机构”，那么这些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有多大呢？答案是“巨大”。

《每周质量报告》（曾被评论为人民很需要的节目）、《纽约时报》（毋庸置疑，其在美国拥有极强的权威性与影响力）、《东方体育日报》（这个不甚了解，鄙人除了乒乓球别的不看），相信这些社会影响力巨大的大众媒体进行“造谣”的话，必定比街头小报来的更让人难以怀疑吧。

那么再看作者的第四个举例——对“4·28”惨案进行夸大的网民被拘五天。我不经要质疑，为什么同属造谣，一个胜诉，一个被拘？难道是因为媒体对企业或公民个体的“造谣”后果，比个体对社会的“造谣”后果来的小吗？还是因为媒体与个体的不同属性所致？

如果是前者，那只能再让我联想到“人权”这个问题。后者呢，其属性之中涵盖很多不同因素，是媒体大于个体？抑或可以说是组织大于个体？难道说组织对个体进行“中伤”，其错误又小于个人对组织的“造谣”吗？

作者一直在强调“失实报道”的自由，那么作者所说的“失实报道”的纠错又体现在何处呢？

正因为地位属性相差较大，所以说组织对个人的侵犯，很少予以纠正，就算纠正了，那也是几十年后的昭雪而已，譬如林昭，浅显的道理。

那么再对比一下，去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国人反“CNN”反“BBC”等运动，在我国人的意志压力与极力声讨下，那些“失实报道”的境外媒体与个人不都挨个道歉了吗？（这里插一句，为什么对于境内的“失实报道”则很少声讨？这个问题就很深刻了，不是三言两语能讲透的，有时间再慢慢研究）。

其实，我是颇为同意作者的观点的，无奈作者拿来佐证论点的四个论据反而从事实上违背了作者的观点。

据此，全个人主观认为，也是对作者观点的再述。个体对个体，组织对个体，个体对组织，组织对组织，其一方在无意侵犯另一方后，被侵犯方有权予以谅解，以此为前提，侵犯方完全有义务予以纠错。前者为权利，后者为义务。

否则的话，作者所谓的最终的动态平衡，纯是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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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感(2008-05-22 19: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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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爱国主义 人道主义 灾难 良心 自然灾害 中国 杂谈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爱国主义与人道主义

作者 李新

2008/05/21

正如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在万事万物中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



2008-05-19-News-Quake2

(新三才独家图文 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是人类的大灾难。对这场极其惨烈的自然灾害，全世界有良心的人都表示同情，都站在中国人民的一方，用各种方式关注，支持这场地震救援。



然而，却在地震救援活动中，今天中国却把地震灾难演变成了宣传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时机，发出一些嘈杂之声。比如我们大家看到的一篇文章，“救灾是对所有爱国者的动员令”标题从中来看就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其实我们看到许多世界上各国政府和国民都对中国的地震灾难表示了同情和慰问，许多国家要派专业救援队伍来华参加救援。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和国民提供现金捐款和物资援助。中华民国（台湾地区）救援包机直航到达成都迅速提供急需的救灾物资并派遣专业救援队伍。因为这些国家和个人在这场地震中首先看重的是人类生命的丧失，而不是死者的国籍。他们把在中国发生的灾难当作人类的共同灾难，而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的灾难。正如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在万事万物中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对每个人来说，生命权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和不可替代的绝对权利，它不依赖任何道德、文化、法律而存在，它是人一出生就固有的神圣权利，人的生命权高于一切，人道救援无国界。然而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却把地震救援要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挂钩，那么就是对国际援助的排斥。



当狂热的爱国主义兴起后，使人盲目不分皂白地为中国政府在地震中存在失误进行辩护，不允许任何批评。极端地爱国主义更让人丧失人性。我们比较下，当年中国网民对美国的龙卷风灾难的反映和今日美国网民对中国地震灾难的反映。前者幸灾乐祸，诅咒者居多，后者同情，为亡灵祈祷的居多，这就是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区别。



但是，我想人道主义永远高于爱国主义。地震救援应该高扬人道主义，生命高于一切的旗帜。张扬人类普遍的同情心和爱心。救灾动员人道主义比爱国主义更有效。爱国主义可以为了国家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牺牲人民的生命。人道主义提倡生命高于一切，为了抢救生命，可以不惜一切，真正的全力救助在灾难中，与死神赛跑的每一个人国民。救灾就是弘扬人道主义，使爱心和人性成为社会风气，造成个人价值和对生命的尊重等人文思想的普及。而不是被利用来宣传爱国主义，宣传.....自然灾害和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把救灾看成爱国主义的高度，实际上非常狭隘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理性的空间，贬低了这场充满爱心的地震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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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是同意本文观点，在此我稍表一下自己不成熟的观点。

我们通常所批判的爱国主义无一不是专制国家的，所赞颂的爱国主义无一不是民主国家的（当然这都是主管认同）。而面对如汶川地震的自然灾害，则无需谈什幺爱国主义精神（战争等政治灾难除外），而应大力发扬的是人道主义精神，因为人民的一切属于人民，不论是阶级国家抑或全民国家都无法绝对代表人民，对于此时国家给予的帮助，我们只需以人道主义情怀加以感激，而并不需要过度的爱国主义表到，因为此时的帮助行为皆属于有良心者在所不辞的，而并非国家强制赋予，此时这种自然灾难所引起的民族凝聚力是民族良心（即有良心者的良心总和）抑或民族体的人道主义的产物而非爱国主义的产物。

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在此时谈什幺爱国主义的表现，因为爱国主义与人道主义在“中共哲学”中向来是有所分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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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议论(2008-06-28 14: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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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异族 政治灾难 同化作用 中国文化 杂谈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中国文化的同化作用，若置于近现代是否还有适用性。试想，若昔日中国抗战失败，为日本所统，那种古代意义的文化同化，是否还能起到作用？个人认为从大部来说，将很难再予以发挥作用，因为此中有一个地缘与信息文化传播交流之间的关系。那时，也许日本会同化我们，或者中日文化混合产生一种新的文化也说不定，而很难再出现中国文化同化侵占我之异族的结果。

中国普遍道德基准是暧昧的，模棱两可的，道德观是普遍虚伪的，是以淡化是非界限，尽大可能的推脱为前提而体现的。亦即表现为我们被一个高位者或者较己优势者所压迫后，又极易接受其对原我或者他人的压迫的肯定。当然，此中有一个相对时间进化过程，亦即接受前的时间长短。
举例，中国自古屡次为异族侵略统治，若元、清两大异族统治集团，皆经过了一定时间的统治而完全获得了社会意义及政治意义上的统治权利肯定，被治者逐步忘记了初时的怨恨和抵抗，而也从部分实际上承认了统治者的权威。
近者，如三反、五反、文革等在经历GCD的大型政治灾难后，那些于其中饱经迫害的群众或官员，昭雪后，仍满心怀念那个曾害得他妻离子散的党，以至无限感激党的宽容大度，甚至可以完全忘记其中遭受的迫害。
综上，中国道德观即对善恶是非观的折中淡漠。“中庸”、“难得糊涂”等道德观，人生观都是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表现，就是因为此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始终普遍充斥于中国历史及社会的各个角落，才使中国至今仍完全处于政治上讳莫如深的境地。

谭嗣同云：“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此话至今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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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狼烟北平》，随口发了些不成熟的议论，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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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议论与两则摘录(2008-07-21 23: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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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黑社会犯罪 犯罪组织 寒门 流氓团伙 杂谈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近一段时间上最时髦的一句话。但是你知道吗？这句话是有前提的，他的前提是，你必须说人话-- 有人整天辱骂你，造谣中伤你，看看有谁愿意上来说要誓死捍卫他说话的权利？又有谁干提出不要因为他这种言论治他的“罪”？（摘）

等级社会只有在贫困和无知的基础上才能存在。

双方讨论事件真相，若争执不下则必须由第三公正方（第三公正方必须绝对与讨论双方无任何利益瓜葛）客观介入，如果讨论一方阻止其介入，则必定其有所隐瞒。

就近现代中国而论，典型黑社会犯罪组织一般都属于家长制组织形式，且大多具有利益盲从性与盲目破坏性，并又不加以甄别的直接或间接继承大多数旧时风气与恶习，故其本质多为反动或倾向反动，颇为影响社会安定。
典型黑社会犯罪组织的建立基础为其必须有固定对外经济来源，如收取“保护费”，欺行霸市，发展组织合法或非法行业，以及以敛财为目的所进行的刑事或经济犯罪等。而仅以收取“保护费”，偷夺霸市等仅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借以作为开销的犯罪组织，最多可定义为一般犯罪集团而已。
而近几日无意中看到的一个所谓居于邢台且不可一世的“寒门”（据传言是一群近成年人组织的，有兴趣者可以去百度的“寒门”贴吧观摩一下他们的窘状）。据风传其组织经济支柱为收取门众会费或近似名目的费用。个人深以为，此实在为人不齿。此类以组织上层或代理形式强制对内进行征收的经费，是很难在透明操作下运用的（感叹一声，我国的税收以及各类强制集资捐款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种剥削收入，事实上很难实际造福于其门众或用于组织扩大发展，相比典型黑社会组织或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黑金运用，实在是丢人的很，事实上其所谓“寒门”就此而言只能称为小型青少年流氓团伙而已。
摒去经济来源与收入运用等因素的对比，历史证明，自建国后，中小型流氓团伙总是最易也是最常遭受法制打击的扰乱社会治安的组织。相比典型黑社会犯罪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其社会危害性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其距离普通百姓最近，是以其被厌恶及仇恨程度最高，与被报复几率最大。

反观那个动荡的年代，现今的工人，是幸福还是可怜，是物质好转还是权利丧失。就个人以为，其丧失的势必比其得到的多，其至今仍不十分幸福，而依旧可怜之至。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摘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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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则摘录与四则主观阐述(2008-10-22 16: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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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信仰 宗教 粗口 四则 倾向性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自由信息是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的来源，获得真实的资讯是人类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

今日的国人一方面很有思想，能言善辩，另一方面极端偏狭固执，对自己不喜欢的事物身抱固闭，满足于一种“有选择性的无知状态”。

媒体自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媒体本身，它可以自由的发表它想要发表的内容（出现违背社会公信及其他侵权行为时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二是对读者而言，其可以体现在可以获得任何意见的媒体，你即可看反共的报纸，也可看亲共的报纸，还可看鐘共喉舌的报纸，你也有自由去办自己的媒体进而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才是媒体自由的真谛。

新闻自由并不是意味着任何一个特定的媒体都不具有任何倾向性，而意味着法律保障有不同倾向性的媒体竞争，也保障个人或团体可以自由的创建自己的媒体，在这种制度下，多家媒体并存相互补充，使人们有机会综合不同的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若有人对所有现有媒体不满，那么他可以依法成立自认为更中立客观的媒体。

自私冷漠，萎靡放荡，脑子里塞满了信息垃圾而无法对社会大局做出理性判断的人，是最有利于鐘共当前统治的，因此他就要刻意制造出这样的个人。

与他人文明辩论的终极难免演化为非文明的人身戗骂。粗口，其为文雅性侮辱陈述衍变而来， 亦即为内涵文明性或表面文明性指责的口语化、低向化、降质化。
窃以为，以粗口与否来界定一个人的素质高低是有失偏颇的。因其主要发生原因并非为大宗向定论的个人修养问题那么简单，其发生完全取决于所事人的引发感情，而最为主要的引发感情为乐与怨。
以乐为引发感情的调侃性粗口，与以怨为引发感情的悲怒性粗口，占据其引发感情的很大一部分。而以恐为引发感情的粗口行为亦有大部可深归为怨的引因。
众知在现今社会，人们在无灵性信仰的与其他唯心信仰的状态下，是很难抑制自我感情的，而其一旦积聚并引致爆发,则极易导致极端化，其在言辞上的表现即为粗口这一行为。

政治，在民主国家是民妓，在专制国家是官妓。

科学不是真理，信仰是个人真理。

忽然想起我表弟的一句话“红色是最恐怖的颜色”，诚然，在中国，它是最恐怖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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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 竟然有人将VR系归为“非主流”~(2008-11-16 11: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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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vr 濡化 氛围 民意 文化垃圾 杂谈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Angela的新专辑《Beautiful fighter》发出不到一个礼拜，竟然有人说其MV特点“非主流”，哎~
我国人对物分析能力忒差劲，总是先入为主，起码你也得前后打探衡量下在下你那主观结论吧~
再者，看来“非主流”已经成为“于己无法渐进接受物”的代名词了，在这里的讨论，我是主观上亦即大众普遍意义上将“非主流”狭义定义为一个贬义词来陈述的。
不意“非主流”的主流化蔓延，已经使一个中性词民间甚至官方贬义化，这是多大的悲哀。
乃至在我国人心目当中，已将其与“脑残”、“SB”等侮辱性词语等同，而无法真正欣赏与理解若VR系、PUNK等小群文化艺术。
故而，“非主流”的低俗性主流化蔓延，不仅使得我国人文化分辨能力趋于偏激化，也使得我国人欣赏能力被动低俗化。
“非主流”必然是小群化的，个性化的，而当今的“非主流”诚然挂羊头卖狗肉般，赫然进入社会主流氛围，尤其在新一代年轻人中流行不衰，严重影响了青少年正确审美艺术观，潜行性的对青少年呈濡化的影响，直至无法正常审美，最终导致道德扭曲。
故而，抵制“非主流”是刻不容缓的，日本曾预言我等一代为“垮掉的一代”，而今这种预测已成不实之言，因为我等一代大部自十岁后有意识的，明确的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最辉煌时期，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期，此年代算是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较为开放的时代，当然，其相比八十年代不能不说是个退步，然而再较今日，尤其是进入 2001所谓“中国年”之后，较我等稍晚的一代所处文化氛围的纯净度，完全不能与我等一代所处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相比。
社会享乐氛围的熏染，低意志性的追求，低俗文化的大量吸收，较我等稍晚的一代亦即在其十岁后，完全是在此种氛围中沁染成长的。
（以十岁分界的依据为，人生发展过程中，到达十岁左右就会产生独立意识，故而会主动吸收一些事物，而其分辨力仍很底下，这是就需要亲人及社会氛围的引导。）
虽然，“非主流”的渊薮为我等一代人开端，但是其秉承并发展的决定性在于较我等稍晚的一代身上，如何进行拯救，我们亦曾尝试过多种方式，然而却未曾得到很大效果，主要原因即是，我等未有如CCP般的宣传力，而CCP亦少予理睬民间风气问题，因此造成了如今的”非主流“、”火星文“的无意义充斥于社会、网络、生活的各个角落。
因此，文化问题不是我等个人问题，乃是社会问题，更应该引起当政者的文化重视，才能肃绝此种民意以为的”文化垃圾“现象，当政者因一切以民意为主，一切以民意为导向。

不成熟议论，有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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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与主观阐述(2008-11-19 22: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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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政体 地权 极权 土地制度 地租 杂谈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土地制度的核心，是谁占有地租和土地资本化收益，评判一个国家土地制度的好坏，关键看农民是否分享了全部的土地农用地租，是否分享了“农转非”地租增值的50%以上，是否拥有不少于25%的“农转非”土地资本化权利，符合此标准即好的土地制度。



中国的问题更多是与政策失误有关。



人们如果想要得到某种理想的政体，仅仅关心政体是不够的，还必须关心像地权这类与政体选择高度相关的东西，政体的改变离不开地权制度的改变，政体改革离不开地权制度的改革。



“匪来如梳，官来如剃”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当社会越来越右倾的时候，真理就越来越靠左边了，坚持真理的忍就成为了右派；当社会越来越左倾的时候，真理就越来越靠右边了，坚持真理的人就成为了右派。

根据后极权方面的理论，后极权时代的特征是：一方面，统治效力日益下降，统治者在合法性危机中要拼命挣扎，为了维持统治，抛弃了一切主义的光环，根本没有原则科研；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精神已经具有“犬儒化”特征，无信仰，言行背离，心口不一。

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你影响了龙椅的稳定，就一定是反动派，故而，愤青只能奉旨爱国，于是，当局之外，除却奉旨爱国愤青，全成了反动派，于是，想做一个真正的公民而不可得的人，全成了反动派。



真理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



“所为国家意志，民族主义等宏大主题，由于其语义指涉含混而没有明确的主体，因此最容易被极权主义挟政治正确和国家光荣的目标，对公民实施合法性伤害，这种后果必然产生对个人的整合兼并，乃至精神和肉体上的消灭，其危险性在于，它们都有一种简洁性而内涵丰富的表述，再加上言辞内在力量的煽惑鼓动，因而可以随时转化为灾难性的行动”

---------茨威格



资本是私品，权力是公器，两者的界限不容混淆，资本的本性是追逐自身的利润和效率，要求不断增值和扩张，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权力的职责是维护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保护公民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实现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安全、秩序和公共福利的最大化。



“绝对的权力代表绝对的腐化。”

----------阿克顿公爵



“虽然支配权力的人，最初可能出自于善意，甚至起初也未因自己可以运作的权力而腐化，但是终究会对人产生致命的吸引力，终而将其改头换面。”

-------弗里曼



对自由人来说，国家是由于个人组成的集合体，并非高于个人的事物，自由人所引以为傲的是共同的文化遗产，并忠于共同的传统，自由人将政府视为一种工具和媒介，而非恩典和礼物的施予者，或是盲目崇拜和予以服侍的主人或神祗，除了公民个别奋斗的共同目标外，自由人也不认为有什么国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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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需要的是人文主义造就的英雄，而非专制主义造就的英雄。



对于单就历史为依据的边界领土归属问题，而引发的极端声音，是无远见性抑或阴谋性的，因以边界领土争端而引发的纷争，只能导致再一轮的边界领土纷争，世界历史不乏此例。现世国家除却维护本国利益外，并担有维护国际与国内和平发展的义务，故以和平谈判方式来解决此类因复杂历史而形成的边界领土争议，是其最优办法。



《Memories》三部曲再观感，

《彼女の想い》，美丽幻想的恶质同化。如共产天国，意欲使大部人成为其信奉者，且欲以操控，消灭异信者，并阻止异信者拯救信奉者。

《最臭兵器》，暴力化解内在危机。如极权政权下，一味采取暴力镇压因其自身统治问题而引起的内在政治危机或群体事件。

《大砲の街》，假想敌的虚构。如民族主义政权下，外国假想敌的虚构与政治运动中假想敌的虚构，对公民甚至儿童进行永久性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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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与主观阐述(2008-11-30 0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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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杂谈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中国互联网上的评论要么常常一个字，要么非常简短，很少有能启发人们思维的。



我不懂政治，只想要公正道义。
----胡佳



右和左的本质区别，在于对人类前途的判断。左的判断，是人类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建设人间天堂；右的判断，是人类不仅能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间天堂，而且一不小心，人类就能把这个世界建造成人间地狱。右的出发点是，避免人间地狱；左的出发点是，建造人间天堂。
宪政、分权、代议民主等设计的本质，决不是为了建造人家天堂，而是为了避免人间地狱，同样的，人们用生命捍卫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不是因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能带来人间天堂，而是因为那可以帮助避免人间地狱。



政治上的发达，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的两大支柱，有人自称爱国，却图损毁这人类福乐的支柱，他是虚假的。
----乔治·华盛顿



恐怖活动的终极目标就是改变政权，当“恐怖分子”们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就成为“国家首领”了。



世界上，没有一个左派在实践自己提出的逻辑口号。



“我是交通部派下来的！”



社会主义将会向极端的混乱和文明的终结。
----米塞斯



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依靠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意识，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它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学者是很不相同的，这叫做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西方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这个公认的概念可见，中国有很多文人，他们可谓文化精英，但决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于孔”
----谭嗣同



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的利益集团，而且，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他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它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做种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压抑，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国家的兴起和衰落》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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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不要时时言“以国家为大局”，因为具体的“人”无法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尽义务，故因说“以国民大局为重”，抑或“以公民大局为重”尚妥。



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只有“左”与“右”两种状态，所谓“中庸”亦即“既右又左”，或谓“不左不右”是一种病态的政治态度，CCP为显例。



政治挂帅将使国家进入独统，经济挂帅将使国家进入腐败，文化挂帅将使国家进入羸弱。


俺はこんなことを言うのは、右派だから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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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然发现-摘录(2008-11-30 16: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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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杂谈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仍然是QQ空间上的摘录，有年头了。肯定不止这些，好多都丢了，真是可惜啊~









一个时代的灵魂通过创造性的“忏悔”，获得了彻底的拯救。



排外主义和特殊主义都脱胎于部族主义。



审计署与广电总局的工作方式理应互换，审计署不应只是“审计师事务所”，应拿来广电总局的雷霆手

段，问题发现一批，查处一批，处理一批。广电总局则应学习审计署的工作态度，提醒一下即可，电台

、电视台自会认证整改。何时能有威风八面的审计署，能有谦谦君子风的广电总局，二者的职权才不会

继续错位。



米勒·考恩在《创造性破坏》一书所写，即使是现在大行其道的西方文化，也不是从西方的地底下像土

地爷一样冒出来的——“西方文化”（以及贯穿历史的其他各类文明）就是建立在商品、服务和理念的

国际交易的基础上的。在不同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西方文化的哲学传统继承自希腊，宗教来自中东，科

学基础源自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主要的人口和语言来自欧洲。家是中国人不那么妄自菲薄，愿意承认西

方文明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借鉴于中华文化，是部分中华文化咋大西洋边的开花结果，那么中国就没有

理由将其完全视为异域文明，或者外来文明。

世界的，也是民族的。若非如此，任何以民族标榜的文化都将行之不远。



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往往是以牺牲弱者的生存生态为代价的。

——孙立平



在社会定型化背景下，新的财富分配过程在开始……这个财富分配过程主要是按资本而不是按劳动分配

的，在我们的社会中按劳动分不下去，因为我们没有按劳动进行分配的机制

——孙立平



举国皆我敌，吾能勿悲！吾虽悲而不改吾度兮，吾有所自信而不辞。

世非混浊兮不必改革。众安混浊而我独否兮，是我先与众敌。阐哲理指为非圣道兮，倡民权曰畔道；积

千年旧脑之习惯兮，岂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非今。十年以前之大敌

，十年以后皆知音。

君不见苏格拉底庾死兮JI DU钉架。牺牲一生觉天下！以此发心度众生。得大无畏兮自在YOU XING。渺躯独立

世界上，挑战四万群盲。一役战罢复他役。文明无尽兮，竞争无时停。百年四面楚歌里，存心炯炯何所

攫。

——梁启超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虽得谓之逆。

——戴东原



患怀乡愁（nostalgia）的人耽于忆恋他的过去，他把过去当现在，然而任何人不得既要沉湎于过去，同

时又要瞻望未来，在斜阳古道上漫步，只能引起人一点怅惘的诗情，和淡淡的伤怀。



保守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之间的拉锯战只影响现代社会发展的速度，而不能影响它的方向…

——海耶克（F.A.Hayck）





摘录小结

思想本身是无罪的，思想只有在客观上构成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压迫，并且这种压迫已客观产生时，才是有罪的，否则，任何个人或集体都无任何权利监视思想，以思想的名义定罪。



全球化主要是从资本主义权力的中心，特别是从美国向外推进的。全球化的合理性在于它把世界上大部分的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的中国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阿瑞夫·德里克



中国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现在的许多漂亮词不要去躲闪，马克思主义有个基本原理，就是资本主义月发达，社会主义就月容易实现。

——何祚庥



受挫折的群体情绪（group feeling)，并且是有意经营和被加强了群体情绪。



没有头脑的人受流行意识的影响，没有头脑的人会盲目接受权威的观念。



一个真正专业的思想者，须有他经过相当训练的思考程序，须有他经过自己设计起来的思想结构，须有他经过长期努力选择的若干基本概念。任何从事过正式的思想工作的人将会知道，一个思想者建立他的思想系统所需要的智力，忍耐和劳动，一点也不下于建立纽约帝国大厦所需要的。



詹美士（William James）所谓的硬心（tough-minded）与软心（tender-minded），“硬心”的人尊重经验，心灵开放，勇于改正错误，承认知识是不完全的，认为这个世界有残暴的事，也有令人感到兴奋的事，觉得这个世界可以改变，并可以使之进步。“软心”的人比较起来不太耐烦去了解事实，富于想象，重先验，他们认为经验世界无关重要，只是次要的东西，重要的是——超越世界，注重直观。



生命是痴人编成的故事，充满了声音与愤怒，里面却是一片虚无。

——麦克白



到了临时交手讨论，，要人改变态度和基本出发点，除非采用不太文明的“洗脑”办法或诉诸巨棒，否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撇开外交、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抵质”外货是有“文化抗战”的意识存乎其间，在这一关联中，文化分子一方面“抵质外货”，另一方面“提倡国货”，借此实现保卫主位文化。就近代中国而论，西方文化入侵中国文化，除传教以外，就是通商。外货为突破中国文化防线，向后方扩散，而使中国社会文化失去自定的平衡的利器，自五四运动学生倡导“抵质鈤货”几十年来，中国文化分子一方面要“抵质外货”。另一方面爱用外货。可是，这在他们并不“矛盾”。因为，爱用外货是器用方面的行动。器用方面的行动在文化上的排他性最弱。器物逐渐趋向于文化的中立。但是，倡导“抵质外货”这种意识则不是在文化上中立的。行为归行为，意识归意识，这种脱节的“文化抗战”，因为缺乏器用方面的支托，所以总无法持久。



中国一般人很会恭维人，也很会骂人，但却没有养成平等讨论问题的习惯。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阶段，第一层次是生理的需要，第二层次是安全的需要，第三层次是情感的需求，第四层次是获得他人的尊重，第五层次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

——密尔



我们亲眼看见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反射行为相违背的行为时，就刺激我们密切的注意，如果要我们也接受这一新的行为，那么得首先克服这些强烈情绪的抗阻。

——博斯





摘录小结

在美国，我们趋向于认为自由就是不受政府的虐待或者不受政府的控制。

——比尔·克林顿



问：总统先生，欢迎您光临北大，刚才您曾提到过胡适说，不要为了国家的自由而牺牲自己的自由，但是我们的前任校长蔡元培先生还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我并不认为，国家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有什么冲突，不是说为了国家的自由就一定要牺牲自己的自由。我认为自由是自己一种主动的选择，认为是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情况。像中国现在的繁荣发展正是我国人民自由的选择，主动贡献他们的力量的结果。我像自由的定义应该是，为了真理和正义选择那些最适合自己的情况的道路，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观点，另外我像最后说一句，只有真正懂得自由的人才会更加尊重别人的自由。谢谢。



总统：首先，如果你信仰自由，就必须尊重他人做出其他选择的自由。即使是对个人自由持激进看法的社会，在自由干涉到对他人的权利的维护时也承认应当限制这一自由。例如，在我国的著名法院判例中，有一个判例规定，我们虽然有言论自由，但是如果没有发生火灾，任何人都不能自由的在拥挤的电影院里高喊“失火了 ”，从而造成人们的互相践踏。另外还有一个著名的法院判例，规定我们的自由以他人的鼻子为界限，意思是说任何人都没有殴打他人的自由，因此我同意这一点。人们有选择的自由，你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他们有权作出与你不同的决定。各国的制度、文化和选择永远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正是由于这些事情，生活才变得有意思。



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院戴蒙德说，民主选举的进程及方式是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状况等诸多因素紧密相连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人为的要求民主进程在某个时刻到达某个阶段是荒谬的

“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

——《三十三年落花梦》



爱国问题与革命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做真诚的爱国者必须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孙中山及辛亥革命人物从论》



中共统治下，要么做“顺民”，要么做“暴民”，就是不能做有人权保证的公民

三大反动理论：

（一）建立一个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检查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罗隆

基）

（二）国务院常出台成品要政协人大等机构表述，建议要把政协和人大的人加进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

（章伯钧）

（三）党外人士亦有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不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各组各科都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脸色。（储安平）



批发商必须将资本渗透到生产领域，成为“超过他原来商业利润以上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才能成为买办商。

——恩格斯



在原初工业的各个行业中，以棉纺织业的意义最为重大，因为棉纺织业的消费对象是广大农民，棉纺织业中的原初工业越是发展，意味着农民的消费水平越高，农民的商品经济越发达，社会经济越来越具有现代经济的性质，世界各国的近代工业化都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美国人最明显的优势就是语言，正如其所说，世界上有学问的聪明人都讲英语，而美国的聪明人无需腾出一生中宝贵的时间花费在学习一门外语上，而直接把全部精力运用在发明创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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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随笔翻摘(2008-12-07 21:5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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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国民性 天皇 随笔 媚美 日本 杂谈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这两篇随笔是今年九月时批点热汉时写的。翻阅笔记时再次被拾出，有感者望予以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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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我确实较为崇尚暴力，社会现实使然，非我自始个性，然现已成惯性性格，知而己不能制，无奈···。众热汉且始终以非愤非精者自居，就看来，其自我评价着欠公允，而其更近于左愤，欲作日本之左愤。



再事实，中日互污，现实皆同，同在对历史的篡改，同在对言论的辖制，已至等等，然而，个人以为我是羡日的，非媚日，虽然强调这点略显无聊，然未免少被人骂一点而已。日虽非德般彻底改造，总归为被老美昔日整改一番，故就算是所谓其披着民主外衣而已，亦较我国强之略多，单就近周我国之三鹿与日本之三笠相比，其审核监察制理效率，与因国民性而引发的个人耻感，田文华不耻于勾结GCD害人害己，而中川则因耻自环，此处非欲比对中日国民性之优劣，因国民性者本无所谓优劣，然中日皆为耻感文化，但很显然，日之文化传承连贯性要优于我国，个中原因，信众热汉多看过《··解··体··党··文··化··》，就不赘言了。



国有热汉，亦有左愤，我仍非理，勉为右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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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热汉，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政治弊端滴。



我同样承认GCD政府犹如一坨屎般的恶心，然而，即使是一坨屎，也是有他的益处滴。可以说，在这坨屎的长达六十年的感官与心灵刺激下，其中也无不萌发着或激闪着一些好的东西。



至于，日本，也并非绝对的天堂，举个简单的例子，日本难道其言论就很开放吗？事实上其天皇的政治形象与我国GCD主席的政治形象如出一辙。略如，你敢于在大街上骂“天皇、バカ！”吗？必有人会诘问，我为什么要骂天皇陛下捏~然而这种回答正犹如，我问你敢于在大街上骂“胡XX，大SB！”吗？且有人回答，我为什么要骂敬爱的胡主席一样，是对自身言论的自我审核与社会或法律言论钳制事实的无力狡辩与否定而已。



至于为什么以日本为例，此故热汉主流思想为媚日（当然也有部分媚欧、媚美的，然而较之媚日人数则很少了）。在此论坛风气下，众热汉以媚日反X为己任，对此，就个人理念而言，反对媚日、支持反X，但是正如开始对GCD政府那坨屎的希望存蓄一样，对于日本，也需要正确看待（估计会被FQ们骂了~），对于由地缘而渐成的日本国民性中的缺点，实是不能为世界主流所容忍，至于当今世界主流意识的决定方必然于欧美（毋庸置疑）。而这些日本国民性中非和谐的东西却被众热汉们无比追捧，以类日本右翼的思想，来诋毁历史，如果是若“五毛”般被人控制尚可同情之，而若完全自意，实是该被人诛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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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则摘录(2008-12-22 01: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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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极左翼 绑匪 愤青 民族虚无主义 毛泽东 美国 杂谈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单单依靠生产完全竞争的产品就成为经济强国的，而是必须依靠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依靠创立自己的垄断性世界名牌，美日亦然。



1、教育，改革开封最失败的领域之一，它在乡村技术教育和城市平民教育乏善可陈。

2、医疗，改革开放最失败的领域之二，大批有毒食品的年幼受害者，根本无法获得必要治疗。

3、文化，改革开放最失败的领域之三，独立思想和原创文化，无法获得必要的生长成分。

4、伦理，改革开放最失败的领域之四，急待组织相关研究机构，提供以普世价值为尺度的道德标准范本，如此等等。



中国，这是一个吞噬梦想的国度，所有梦想只是让人成为极权的奴隶。



中华文明并非以儒家为代表的文明，其是指民间的民族人类文明，其核心是克服兽性，体现人性，然其亦有根深蒂固的缺陷，瑕疵与不足，这就需要通过与世界交流，引进与学习来融合。



半个世纪的联合国历史告诉我们，那些在联合国论坛上“不许侵犯别国主权，不许干涉别国内政”喊得最欢的国家，正是内政糟糕，主权最应该被干涉的国家。



中国从来只有一个感恩对象，浩荡的皇恩，别的谁都不配感恩。



“人口问题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



汉文化的扩散源于人口扩张而不是民族融合。

------《遗传学证据支持汉文化的人口扩张模式》



人口就是命运。

-------孔德



人口政策是千年战略，政治制度是百年战略，经济政策是五年战略。



土地财产的正当归属是争议问题，使用与善待财产是效能问题，用效能问题来偷换正义问题是绝对无效的辩护。抢占他人财产并声明以示己归属正当性，或因珍视他人财产而占据之，皆是对他人财产所有权的见他，GCD对农民土地亦然。



“改革就是整治民众，发展就是掠夺百姓”



一个人活着，必须在自身与外界创造足以使生命和死亡有点尊严的东西。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病因归纳：

1、人质的身体完全控制于绑匪，生命处于某种无处可逃的绝望状态中。

2、人质获得的信息是经过绑匪遴选过滤的。

3、人质会不时的得到绑匪的恩惠和眷顾。

一切归结原因，就是绑匪的存在，因此人质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不会一日根治。

一个有志于服务公众的政治家不再是通过绑架，而只能通过投票来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样绑匪就不再是绑匪，而只是服务与公众的一个职位，人质也不在是人质，而只是宪法框架内一个通过纳税来换取生命和财产保障的公民，这样绑匪就没有了，人质就失去了仰望的对象，“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岁至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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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极左与极右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了表面上的水火不容。譬如，他们都“唯我正确”、“一贯正确”、“永远正确”，都“非黑即白”，都相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足以矫枉”，都爱说狠话，都爱吐唾沫，都具有超强的“洗脑”欲望，都把大多数民众当成已经先被对方洗过脑的白痴，所以迫切需要自己来给重新洗一次。他们每一方在写帖子的时候，都充满了道德、智力和信息上的优越感，视与己意见不同者皆为“五毛”或者“网特”。他们互相之间只有咒骂，从不进行真正的辩论。他们都自认为理想在胸、真理在手，其它人或是愚昧无知或是别有用心或是正无限崇敬地等待自己指引航程，所以一个个都“致命的自负”。

历史上，庞涓和孙膑学自同一个师傅。在网络上，被称作“精英”的极右翼和被称作“愤青”的极左翼(也称“右愤”和“左愤”)，虽然表面上誓不两立，但他们同样都是“就是好呀就是好”的孩子，都是在东西方冷战的大环境中，在“斗争哲学”的熏陶下长大的。好就好上天，坏就坏到底，总是有一个东西被膜拜着，有一个东西被痛恨着。同样感情强烈的词语，被不同的人，或者相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加诸可以互相置换的对象(譬如“中国”与“美国”)身上。



　　这两种极端的人，日常心态都是愤愤的，都充满激情而少见理性——虽然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极端”，都认为自己最客观理性、天公地道，都以为对方才是以派划线，感情冲动，不讲道理。在网络上，他们经常以同样的“国骂”向对方喷射。



　　不过，两个极端之间也有互相交流和学习。排外“愤青”(“左愤”)甚至能够从他们的死敌、日本“右愤”政客石原慎太郎那里抄袭标语口号——划时代的“愤青”著作《中国可以说“不”》，书名就盗版自后者的《日本可以说“不”》。



　　但中国“愤青”(“左愤”“右愤”都包括在内)与其日本师傅相比，水平却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写得不带火气，它并没有历数美国罪状，号召日本国民反对美国。作者只是以日本实体经济所占比重与美国的比较、日本半导体工业水平与美国的比较，甚至日本国产新型战斗机转弯半径与美国军机的比较等等，拿一大串数据证明：日本已经有能力对美国说“不”了。准确地说，该书书名应该译为“日本能够说‘不’”。《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则书名改为“中国应该说‘不’”才名副其实。书中全是火辣辣谴责美国这不对、那不对，而压根儿不管中国到底有没有反对美国的本钱。当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期，实践证明“美国仍然第一”，人家石原等人就再也不对美国说“不”了，改为专对中国说个没完。而中国网民对美国说“不”的风潮，却历十余年而不衰。老师比徒弟们要理性得多。



　　中国“右愤”与石原等日本“右愤”的区别在于，中国“右愤”坚信“美国总是对的”，“美国伟大光荣正确”，像石原他们那样妄图对美国说“不”，本身就是错的，就是愚昧，就是“脑残”。



　　在中国“左愤”们眼里，美国除了有钱有枪，其它基本上一无是处，中国没有必要向美国学习，而应该同它作殊死的斗争；而在中国“右愤”们眼里，美国就是已经落实到了地面上的完美乌托邦，向美国学习，就必须怀着无限崇拜的心态去学，谁要是认为美国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必须学其长而避其短，那就不是真学，甚至那就不是真的对外开放。



来自这样两个极端的人，是网络上表达欲望最强烈的人。他们的声音因偏激而尖锐，因而更容易被人们听到。所以，这样的声音会被放大，甚至会覆盖另外一些“芸芸众生”的声音。而习惯于沉默的大多数，甚至可能直接被忽略了。这样覆盖一部分再忽略一部分之后，凸显出来的民意，很可能就只剩下极端的左右两翼“暴民” 的民意了。



假如人们只能听到发自两个极端的声音，这个社会就太可怕了。



　　因为，来自这两种极端的力量，可能会把国家推向同一个危险的目标。极右翼欢迎世界与中国对抗，极左翼鼓动中国与世界对抗，双方殊途而同归，他们的目标实际上都是一个：让中国孤立于世界。



来自这两个极端的力量，会因对立一方的存在，而更加膨胀自己一方的存在价值和正当性，甚至会刻意夸大对手的影响力(譬如双方都把对手说成是“主流意识形态 ”)，以强化自己的使命感、崇高感(“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众人皆脑残而我独完整”).而试图以民族虚无主义来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以极端民族主义来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结果都只能适得其反。



其实，以我观察，极左和极右两翼，谁以“弱势”自怜亦复自矜，都纯属矫情。有的门户网站兴旺的时政论坛，长期为“左愤”所占据。有的以“右愤” 言论为特色的论坛网站，目前其发帖量，跟帖量，阅读量等“人气”指标，也丝毫不在门户网站的时政论坛之下。而网上拼杀的一个特点是：对手有多极端，自己往往也会相应变得有多极端——对手越左，我就会逐渐变得越右；对手越右，我就会逐渐变得越左。



也许，在两个极端的人群看来，世界如果是丰富多彩的，那就太没意思了！



　　扛着“爱国主义”大旗，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极左翼“愤青”，从网络时代初期就收获了一个“爱国贼”的封号。他们几乎总是帮国家的倒忙，因而非常对得起这个称号。



　　他们总是在怀念毛泽东时代所谓“强硬”的外交风格。但是，36年前，在美国还与台湾蒋家保持着外交关系，甚至还在台湾驻着成建制军队的时候，毛泽东就能邀请美国历史上最反共的一任总统尼克松访华。苏联大军压境，国家危难当头，老一代领导人何曾像“愤青”们推崇的那样，只图一时痛快？



　　这些年，“左愤”们在与外国打交道时，总是一副好斗的公鸡模样，总疑心外人在算计自己，总觉得自己肯定是吃了亏，从不相信还有“互利双赢”这码子事儿；作为一个影响力有限的地区大国的国民，却老是像地球主人一样，爱为千万里以外国家民族间莫名其妙的纠纷打抱不平。



用不了几件这样的事情，这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者”就能把“爱国主义”给彻底搞臭。



同样的，那些逢中必反的极右翼“愤青”，也有他们声称的“主义”。不过观其言行，似乎他们的目标，也是要把这种“主义”搞臭。



摘自《极端民族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的网络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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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日本教学生如何爱国



作者:冉云飞



无条件爱国，已令不少衰人有枯木逢春之感；甚而一见“爱国”二字，就仿佛来了一粒伟哥那般亢奋。不管国家为何种制度，为何人所领导，自己如何受奴役，没有尊严，国家仿佛成了一颗万能的春药，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让他们来高潮。事实上国家只是利益共同体的一种组合－－利益当然有显性与隐性，显性如人权、经济等，隐性如文化及族群身份认同等－－那么每个人的利益与尊严都应该得到相当之保证，如不是这样，这样的国家就不是具有政治文明的现代国家。一个背离政治文明的非现代国家，你爱它的时候就得小心点，因为这样的爱可能爱来一把随时悬在自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可能爱来一根又粗又壮的绳索，将你勒紧至死。六十年来不缺乏这样的实际例证。



胡适先生说爱国要不忘读书，爱国要讲理性，颇受那些为职业革命家所盅惑的学生所唾弃。事实上，不理性爱国，哪怕你喊着爱国的口号，甚至说要争取民主自由，可能最终会走向你追求的反面。当然更有可能的是，爱国只是个借口，民主自由只是幌子，争取一小撮专制者自己的利益才是他们皮袍下面的小，对比笑蜀兄所编的《历史的先声》，我们不难看出历史的吊诡和现实的惨痛。我们一向以为日本军国主义教学生爱国，一定是煽动而不理智的，是灌输军国思想而不及正常思维的。事实上，在日本教育中虽不乏盲目爱国主义因素，但在明治、大正时期，他们却也有相对理性的一面。我们以为他们的杀人嗜血是其来有自，是完全出自教育的结果，其实军国主义教育只是在昭和后才变本加厉而已。当然不管怎样讲，日本和中国的教育，在彼时都是国家至上主义的教育观，所以日本后来走向法西斯主义教育（军国主义教育），而中国走向共产主义教育（专制主义的爱国教育），这两者都是在国家主义教育观这颗大树下所结出的殊途同归的苦果与毒瘤。不过，二战以后日本的教育目的观，已然有很大的改变，而当今之中国依旧在变种的共产主义专制教育下，学生频频遭受愚弄。国家主义教育观将国家看得至高无上，看得玄乎其乎，神乎其神，其目的就是裭夺民众的民主自由权利而已。国家云乎哉，国家变成一些人堂而皇之侵犯他人权益的监狱也。



现将星期日（6月22日）于旧书市场所搜的线装《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商务印书馆1911 年8月初版，1913年2月18版）第六册（在下收了不百年来的语文教科书，正在做一个《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的研究），其中第三十二课《学生之爱国》全录如下，以给现代中国盲动的民族主义爱国愤青一帖止泻药。



第三十二 学生之爱国



日俄战争之初起也，日本人心愤激，争效命于疆场。在校学生遇将士出征，必列队送或投私财以助军费，七八龄之童子亦然。文部省惧其以此废业也，乃发令告谕之。其辞曰：



“国民奋其忠勇之精神，捧其满腔之势血，为海陆军之后援，固属当然之事。至于悬念战事而废本业，虽曰爱国之至情，决非策之得也。吾愿从事教育者，当无变其平日沉着之度，热心诚意，尽力厥职。盖此次事变，所关甚大。教育者当使青年男女共知，将来国家之所负之责任必更重大，我国民欲尽此重大责任，全恃在学时代专心一意，修养其身心而已。



我忠勇之海陆军人，为国家誓死赴战，生徒欲表其同情，相率欢送，虽无不可，若因此辍学，费其贵重之时光，则非忠勇军人所期望于在学之男女者也。



学生所助军费，果皆出于自己节省之资财，忠爱之情既属可嘉，且以此养成节俭之美风，尤为有益。若以捐助为名高，而要求于父兄，则大不可，即国家亦不愿受之矣。



今日所以与俄交兵者，为后来永远和平之计也。凡我学生不可客气（疑为“意气”之误－－冉注）用事，若对俄人而肆口嘲骂，或并及于他外国人，此尤宜切戒者也。



要之在教育之任者，于此之时，当视平时尤为奋励，国家所期望于教育者在此。教育者所以报国家之道亦在此。”



呜呼！观于日本学生之所以为，我少年其亦动爱国之心乎？观于日本文部省之所言，我少年其亦知所以爱国之道乎？今者强邻逼处，国步之艰难，百倍日本。我爱国少年，其亦知自奋于学问，以为他日担任国事之预备，则国家之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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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改进行的总结和评价：



　　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杀死和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使农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



　　利用不识字的流氓无·产者在土·改中冲锋陷阵，打杀地主，后来这批人入党做官，使乡村社会领导阶层彻底恶质化。



　　土·改执行“奖懒罚勤”政策，一直延续二十余年，使农业生产长期落后，至今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



　　土地改革，在财富分配上强行“重新洗牌”，如果听其自然发展，不善经营者卖出土地，善于经营者买进，土地将重新集中。这时，正好赶上五十年代国外农业科技发展和农场规模化经营时期，中国农民跟进，就会缩小与世界的差距，使农业呈现一片曙光。但不幸的是，对人民富裕深怀恐惧的毛XX，为加大积累提供重工业建设资金，为减少统购统销与千家万户打交道的交易成本，驱使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短短两三年，就由初级社变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将数亿农民捆绑在土地上，牺牲他们的利益，使之成为新一代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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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曲事实的宣传，强词夺理的鼓动，高分贝呼喊口号，是裹胁群氓参加暴力行动的最佳方法。在挤挤攘攘、闹哄哄的人堆中，震天的喊声激起一种莫名的兴奋，参与者完全丧失了理智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晕头转向，身不由己地跟着人群起哄，奔跑，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冲决一切罗网和阻碍。某些政治野心家喊出漂亮的口号，煽起群氓暴动，其最终目的常常是为他们火中取栗，让他们踩着群氓尸体堆砌成的血肉阶梯，登上权力的巅峰。



摘自《佛怀煽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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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则摘录与一段主观总结性阐述(2009-01-02 10: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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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除了十恶不赦的权力，剩下的皆是SB，这是一个共和国完整的版本，杀吧，不要以正义的名义，那是在羞辱一切。

---艾未未



于中国实行专制之阻力不在民间，要求MZ多只在于至世界，即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最至一家独鸣。



GCD实质为一个具有黑帮“暴力”会道门性质，且以信仰为口号，以服从为中心，层层集权的运转效率极高的军事化特务性组织。

其以GM，解放为口号，剥夺除一人之外的所有人的ZY，即被GM者与GM者之ZY皆被剥夺。不过后者在机遇状态下还可以成为现既得利益集团。于GM中唯一得到无限ZY者即为集到是、舵手、领袖、统帅于一身之人。

GCD其理想与实践相背离，源于其理论的空想性与自然与人的根本物质性。鉴于此，GCD提出了名为社会主义即GC主义初级阶段的折中理论，并借此再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并予以无限期许诺。当其许诺

达不到时，便出现了不同版本的社会主义，实一切根本为巩固一党专政而已。



在集权体制下的“反腐”，并非要根治“腐败”，只是要把腐败控制在广大民众尚能忍受的程度之内而已。



达赖不是甘地，中国也不是英国。



中共之宁丧外敌，不与家奴。



个人与集体的平衡在于要建立MZ制度下的社会责任性个人主义，即在理性指导下，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据人民内心普遍认同的道德规则，去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于大陆，除最高统治者外，我国人于执政者似皆为患有“斯大林综合症”（即相对统治者认定“斯大林定律”违反者所得之‘病’）之精神病患者，因为政府抢夺了本该为精神病医生，患者亲属密切之人的精神病认定权。



可以说东方的传统文化是习惯文化，就跟习惯是自然一样，东方文化的基础中存在的也是某种自然。

---三本清



惯式思维氛围定势型、趋同型、形而上学型。



于我国人较西人思维方法至少三处不同，“求多不求新，求同不求异，求稳不求变”，西人则恰恰相反，或有言，国人夸多识，西人夸新识，也许此正为我国知识分子缺乏创造性之原因。



真正的正义只能产生于公共政治，因为正义是一种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裁决，个人的暴力行为毕竟不能主导一个社会的公共政治，在MZ社会中，只有法律才能伸张正义，也才具有争议权威。



在人治的环境中，任何执法力度都是从个人内心感受出发的。



思想，若不能变化成言论，若不能变化成行为，若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就不是ZY的思想，它依然是被压抑的思想。思想，若不许或不能传之他人，人就会觉得不满足，甚至感到痛苦，这种只存于自己脑内的“思想”，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毫无意义可言。有一种人，宁死也不愿隐藏自己的思想。在古代，如苏格拉底；在现在，也不乏其人。所以，思想ZY，从它的任何价值意义看来，都是包含着言论Z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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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暴力在专制制度下的作用，一为当权者不得不持续放松对右翼和中翼的监管，让其不断发展壮大；二为专制者不得不持续做出政治让步亦即小幅度改良，改良成果的累增，为过渡至MZ制度累计条件。



并且，一切封建专制性或殖民性根深蒂固的国家，在步入近现代文明且随后建立本国MZ制度之时，本国历史进程的推动者无一不经历了由GM到改良的转变过程。



此处的GM为广义的GM，即既包括底层的广大的GM（人民GM运动、武装运动）与高层的较小范围的GM（政变叛乱）。现今世界中，任何一个业已成为真MZ的国家无不经历上述进程。



故而，由改良过渡至GM，GM不变性传承，改良不变性传承，这三条除GM过渡至改良的进程路线，皆不能完全顺利的进入真MZ。



若一，改良过渡至GM，似清末我国资产阶级，虽然明了GM的重要性，然而在清末近五十年的封建改良运动影响下，其仍带有改良的影子，是以被后来一个外来的起初GM且一直GM的GCD所溃散。



若二，GM不变性传承，似今全GC国家，政权建立后依然GM清洗，因此必不入MZ。



若三，改良不变性传承，以亚洲之日本与印度为例，日本“明治维新”（窃以为其为高底GM结合产物），始终以改良贯彻其近现代文明反战进程，而从未有进行过彻底且有世界影响的反封建专制GM运动，因此直至战前未经美国改造前，一直未入真MZ。再如印度国大党之反英改良运动，在以甘地为精神领袖的争取独立运动下，虽然获得了成功，但是也因此妥协接受了《蒙巴顿方案》而导致民族分裂，1947年以后印度逐步改良，然而由于其本身问题重重，因此逐步改良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正是因其民族宗教性制约，才使得印度初期的独立运动以非暴力改良的主要形式进行，故而无GM性独立运动的彻底颠覆性与重塑性。



综上，在专制或殖民国家，真MZ的产生，既要赖于发展体制内的改良，亦要依于发展体制外即民间的暴力亦即底层的GM，也唯有从GM到改良的过渡是进入真MZ的最佳选择路径。



反观我国，我国人自古即有GM习惯，在政府伪改良并借改良之名粉杀我黎民之时，我国人必以真GM之暴力以促政府之真改良，而以达真MZ，不然，我国人必再以真GM之暴力推翻之，以自建真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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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GC=Communist

MZ=Democracy

ZY=Freedom

GM=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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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2009-01-02 19:4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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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政治 宗教 统治者 暴力 李大立 中国大陆 杂谈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一个合理且正常、合理的政权必须具备三个制衡才能生存和持续发展。一是权力内部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二是制度内公民社会的权利对权力的制衡，例如反对党、传媒舆论、结社、集会罢工…等等政治权利对权力的制衡；三是体制外公民抗命、反抗的权利（包括法外行动、暴力革命等）对权力的制衡。



成熟的MZ社会在第一二种制衡下运作良好，尚未出现要用第三种制衡的恶政府；这是因为第一二种制衡代替了第三种制衡功能，因之没有必要启动第三种制衡，而不是没有第三种制衡或不需要第三种制衡。于是人们误以为MZ社会只有两种制衡，或只要两种制衡就足够，因而忘了第三种制衡。既然是第一二种制衡代替了第三种制衡，这就说明第三种制衡是存在的，也是不可少的。事实上第三种制衡才是最有效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因为第一二种制衡要掌握权力的统治者同意才能实行，就是说，我权力者不同意，你的制衡就失效了。第三种制衡并不需要统治者同意，只要民众一致同意就可单方面实行，这就可让统治者不得不怕、不得不服、不敢让手中权力向恶坏方向发展。



　　因为第三种制衡有进入实质操作以推翻现统治者的功能，所以，具有极强大的威胁力量。这威胁力是很可能让民众暴力反抗不进入实质阶段而起作用。即在暴力革命总暴发前专制政权处于生死存亡之前夕，统治者被迫进行政治改良。就目前形势看来，现在中国大陆正是这一阶段的前夜，离总暴发阶段并不会很远。若GC党理性又及时地回应局势而进行政治MZ过度，即可避免因革命而灭亡的命运；否则可能是同归于尽，最可能是MZ生专政亡。



　　在非MZ的专制社会，权力已经是坏了、恶了，在这种权力和制度上第一二种制衡根本就不存在，现在一些人大谈特谈中国大陆的第一二种制衡是空谈，更多的是存心对民众麻醉或欺骗。像仲共那样的极端集权的独裁社会的统治者完全否定、反对三种制衡，又因为三种制衡中最致命的是第三种制衡，所以特别反对和否定它。现在中国大陆最需要的是第三种制衡，以第三种制衡（法外行动、革命，包括暴力革命）争取第二种制衡（ZY空间和权利），再争取第一种制衡（MZ制度）是中国MZ化优选道路。



为甚么反对和否定第三种制衡声势那么强大？



　　主要原因当然是GC党喉舌、五毛、受雇和义务御用文人开动宣传机器制造谎言歪理的结果，但是如果只是他们一方面的作为，效果有限。反对和否定民众暴力推翻暴政之所以能成气候，是因为得到了ZYMZ方面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非（反）暴力思想、反革命理论等正理的外援。GC党用强大政权暴力否定和反对民众暴力，使用的是有形的立时见血的硬实力；ZYMZ方面的人道主义等方面是反对所有暴力，其理想无疑是正确的、用心无疑是善良的；本来也是给专制统治者以道义压力，是软实力。但是，客观上，很悲哀。悲哀表现在：这些正确理想和善良用心的压力对当今统治者不起作用；因为他们目前只会听实力的硬语言，对没有硬实力的道义软实力语言是听不明或不愿听的。即是说GC党受到的只是微不足道的道的义软实力压力。这么一来，使用暴力抵抗暴政迫害的民众，受到专制统治者的镇压硬实力和ZY派的反暴力软实力两面夹攻，造成致命的打击：因为民众是认同道义力量的。就是说反暴力压力的实效只倾向民众，于GC党无碍。



　　悲哀也表现在GC党的暴力夺权历史到现政权暴力护权和暴政，他们年年月月日日时时刻刻的暴力操作，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或者说对此情此景已经视觉疲劳、听觉疲劳、感觉疲劳；而民众暴力抵抗则是”新生事物”，成为注意力的焦点。在这样情况下，所有反暴力的舆论和道义压力就往人们的注视焦点集中。反暴力成了专门反民众暴力不反专制暴力。反暴力目标明确是针对民众的。





一方面反对和否定民众暴，一方面对统治者暴力视若无睹听之任之，这实质上是压制小暴力、正义暴力、被迫的暴力；维护和助长大暴力、反正义的暴力、主动的暴力。ZYMZ方面的人道主义反暴力悲哀的结果就是客观事实上维护和助长GC党的暴力。这是反暴力不分正义暴力和非正义暴力，不着力先反权力暴力的恶果。这也证明了在目前大陆政治现实中抽像地谈反暴力，平均地反朝野双方的暴力，在政治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



上面我们谈了民众暴力对维护和持续发展良好合理政权的必要性和存在强大反对以暴力制衡权力暴力的思潮；现在我们或可从反面观之，从GC党特别反对和否定第三种制衡就可以断定，民众没有暴力推翻暴政的权利有利于专制独裁政权的保持发展和持续。可见，用暴力推翻暴政不但能说明它是制衡权力恶性化的必要条件，更说明它是目前政治形势的需要、是民众的权利、是民众的义务。



现今盛行一个观点：MZ政权禁止暴力推翻政府，所以暴力是非法的、反MZ的。



　　怎样看待MZ政权禁止暴力推翻政府？



　　我的回答是：这个规定有违MZ本质，是权力恶性本质对MZ精神的侵蚀。



党内MZ可能导致国家MZ

从 中国报道周刊 作者：chinaweekly



　　提要。本文主要讨论如下问题：



　　1，一党专政的GC党提出要党内MZ，有可能吗？



　　2，如果可能，它可否导致国家MZ？



　　对这两个问题我都给出可能的回答；请看我道来。



　　“党内MZ带动国家MZ论”议论高潮始于2003年初。由当时仲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刊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甄小英和中央党校博士生李清华联合撰写的有代表性的权威文章《以党内MZ推进人民MZ》引起。当时我写了两篇评论文章（《党内MZ，高山滚鼓》《胡的“党内MZ”，阻止 MZ！促进MZ？》）质疑。我那两篇文章观点是：一、认定胡朝GC党没有任何MZ政改的诚意，党内没有自我MZ化的可能；因之，二、认定胡朝政改是MZ的阻力；但是，三、相信有可能把胡朝政改阻力变为动力。2003年之后不时会有这方面的评论。李大立最近有一篇《质疑“党内MZ带动国家MZ论”》和我过去的论述与结论都相似。他主要是从仲共现在形成了利益小集团，由之推论出仲共不能实现党内MZ。若谈到利益小集团，我认为事理有另一面，也可以从另一角度看问题。如果用MZ演变内在逻辑的角度分析党内MZ带动国家MZ论的可能性，可能与李有立或者与我过去的结论相反。



　　李自立和我都是从党的本质、历史、现实，或者说是从GC党有没有党内MZ的意愿和GC党形格势禁处境来论证，推导出GC党不可能有党内MZ的结论。这样的辩论当然很必要和有说服力，但是，也容易产可产生异义和争议。比如说党为权为私故不可能有MZ，但是他们可以强辩是为公；又比如现在就有一种观点认为地方是权势利益集团，中央则是“政治集团”，政治集团是可以从国家、民族和全国人民利益出发进行政改的。所以容易出现纠缠不清的情况。



　　若从GC党自己公开表达的欲达之目的评论，就可避开这些异义和争论。《以党内MZ推进人民MZ》如是说：「党内MZ和人民MZ都是，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和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监督」。人家GC党自己已经讲得明明白白了，胡的党内MZ是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性质的MZ”，即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MZ；MZ改革的目的是以加强“党主”“总揽全局”、“监督”一切的能力。党内MZ绝不是要求在党内实现多元化，而仅仅是主张把MZ政治的一些操作规则引入党内。准确讲法是以党内增加MZ手段，达到反MZ的目的，以维护党的专权独利；绝不是增加我们理念中的MZ内涵、MZ制度。GC党的MZ论更包含“要把加强专政能力的政改赶在MZ革命暴发之前”的用意。



　　经这一陈述，对那些还对GC党抱幻想的人的美梦就无以为继了，对那些御用文人想再愚弄人们也增加了难度。



　　从历史现实思想理论推论，党内不可能出现MZ，顺理成章“党内MZ不可能导致国家MZ”。经这么一说，理应GC党绝无向MZ演变的可能了。但是，如果从MZ内在逻辑来看则有可能。



　　李大立提到“权势利益集团”化，“党内提出MZ的要求，只是为了小集团利益”。我现在就从MZ内在发展逻辑这个角度看集团利益分殊有导致党内MZ的可能。



　　甚么是“用MZ内在发展逻辑”？甚么是MZ？MZ制度之可以成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甚么？



　　其中一个理解是：MZ就是各自可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利。MZ制度的建立持续必要条件之是不相互并吞，能协商妥协。



　　那么要么样建立一个MZ制度呢？



　　人们普遍想法是有目的地创造建立MZ的条件。这就是现今人们在走着的一条道路：民运之路。这是人们作为常识的MZ逻辑。但是，MZ发展还有另一种逻辑：人们并不立志追求MZ，只是为了取得自己应得的东西（甚至是为了分赃）或不被别人侵犯（独霸）；在没有人能够用强权剥夺对方权利与利益，只能协商妥协状况下，MZ作为这个协商妥协不速之客而光临在他们之间。GC党利益集团不想要MZ，但是为了均等分赃，只好协商妥协，这一来可能无法阻党MZ这个魔鬼登堂入室。这个MZ逻辑有个着名历史例证。这就是英国的光荣革命。所谓光荣革命就是当时英国的贵族和国皇各为私利、争权夺利，最终达成的政治妥协。MZ程序就在两个（多个）魔鬼争权夺利过程中成为大家都必须遵从的行事规则。程序演变成为制度就是MZ。MZ制度在英国就是如此应运而生。



　　当两个或以上的魔鬼争夺权力或利益时，若他们不能互相吞并而采取协商妥协手段时，就可能出现MZ（程序、制度）。这就是MZ内在发展逻辑。



　　需要争论的是：



　　党内利益集团为了自利而要求MZ，这MZ是真的MZ是假的？



　　党内利益集团为分赃而相持和妥协下产生的MZ，是不是一条开创MZ的道路？



　　若是真MZ则进一步问，这MZ能否推向全民？或者问这MZ能否被阻止扩散到全民？



　　若有了党内MZ，全民MZ需不需要等待党把MZ推向民间？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可以从研究专制党内利益分殊出现的不同利益集团可能的发展方向得到答案。



　　一种可能是利益集团对民间攻守同盟，党内可MZ，国家不准MZ。这是一班GC党智囊们为GC党提供的理想，也是他们鼓吹党内MZ的“潜理据”；明理据则是党内MZ推动人民MZ。



　　一种可能是在主流利益集团对民间攻守同盟制约下达致党内MZ──这里具备了MZ的一条必要条件：大家都不能吃掉对方，只能妥协，只能多数决等等，这样的MZ应该是真MZ；虽则只是小局部内的MZ。在党内MZ过程期间或之后，统治集团内的主流利益集团或“次利益集团”的野心家或政治家为了提升本集团的地位和议价能力向对方或己方的民间求支持或借助力量，可能会以向民间开放MZ作为交换条件。这样一来攻守同盟就守不住了；就是说党内MZ流向民间，或者说 MZ由此向民间扩散。



　　最重要和最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在专制统治集团内部MZ化和利益集团运用MZ手段解决问题过程中，整个社会MZ意识强化，言论也必多元化，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专制的权力硬力量能否敌得过MZ意识的力量压力？若不可能，则MZ必定自发在民间生长。只要民间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权力就不敢对你倨傲怠慢。你就有很高的被权力者利用的价值，换一个角度看就是民间也有足够的利用统治者的能力。在这种政治局势下，对朝野双方都最有利和最理性的选择是妥协。MZ就在这个互相利用互相妥协中形成。



　　这里说的党内利益集团相持和妥协下达致MZ，只是中国MZ进程的可能路钱中的一个选项而已，绝不是一条唯一之路。



　　基于对MZ这个认知，我支持GC党搞党内MZ。



　　支持的依据是我认为有可能把GC党的阻力转变为动力。把MZ阻力的党内MZ改政改转变成为MZ的起始运动和MZ的意外动力。



　　以下再详谈我的理由。



　　其一、提出“党内MZ”本身就是党惧服MZ的表现？



　　先设问一个看似可笑，但却能说明本质的问题：为甚么不提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提加强MZ？



　　在二十年前提出加强专政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中国的国情是，MZ像一个冤魂一样，总是缠着党不放，也像专制机体上的癌症扩散一样无法阻止，所以，二十年后却成了只有癫佬才会说的话。这并不是表示GC党放弃了一党专政，而只是不敢赤裸裸提及而已。他们现在是用MZ外衣包装下寻求加强一党专政。这是为甚么？原因是MZ这个精神力量起作用，GC党根于就没有任何意识和理念力量来对抗ZYMZ理念；MZ正义性的道德力量，在人们心中已经取代了不义不道德的阶级专政力量。于是，人们衡量事理的是非曲直不再用马列斯毛意识理念、阶级观点，而用现今世人共识的ZYMZ普世观点。在精神上受MZ压力无法抬头的困境下只能放弃不得人心的、实际上自己也不相信的教条，被迫接受或伪装接受别人的MZ思想。因此，GC党对MZ等人类普世价既极端仇恨又极端害怕更无可奈何。这就是“党内MZ”出台的心理意识背景。这就是GC党绝对无情、绝不手软血腥打压维权民运民众的同时又高谈MZ用MZ包装自己的原因。不论是伪装还是高压，都是基于GC党对MZ之惧怕和屈服的表现。如果没有MZ势力对党施行强压的话，大可不必搞甚么劳什子党内MZ；镇压就够了，毛泽东就是这样做的。



　　既然这是一种惧（屈）服MZ道义的行为，那么支持它继续下去就意味着逼迫GC党继续惧（屈）服MZ道义。既然现在党内MZ政改是党惧服于ZYMZ之所为，我们有甚么理由不支持这种惧（屈）服继续下去？



　　其二、无法阻止你搞你的假MZ政改，我搞我的真MZ政改攻势



　　你一谈MZ并用MZ之法，搞假MZ，别人（国际、国内民众、党内不同心同德者）必然用真MZ相迫。因为不管你GC党搞真的还是假的政改，你必要触及 ZYMZ政制的“MZ监督”、“权力分散与制衡”、“权力合法性和权力来源”等程序和理念；你做假的，他做真的，人们一定会搞合法的擦边球、非法的公民抗命，不断挑战党的权威和能力。过去，党是铁板一块，党的道德资本还尚有存货，还有人相信党的情况下，还容易控制。但是，尽管在这样的条件下，还是出现胡平等人独立竞选人大、郭罗基告党委的典型事例。现今失控情况严重，诸如此类事件只会越来越多。如此演变下去，人们可以看到，党内MZ政改主观意图明明是为反 MZ而发，但一做下去，又造成了向MZ方向屈服靠拢的客观行为；是变主观的反MZ行为成为客观的促MZ行动；主观的MZ阻力变成了客观的MZ动力。



　　搞政改者无力阻止的事情是，只要一搞党内MZ的政改，就必然形成一种政改气氛，这气氛会刺激民众MZ意识的觉醒，相反它必然进一步挫伤专制的意识和意志，所以政改本身就有利MZ有损专制。我们的最大国情是没有民间表达和民间组织的空间；公民社会近于零。若真个出现或真或假的MZ政改气候，人们将会利用这一对MZ有利的形势，对民间空间进行反复的冲击，以找寻突破。我也相信其中必有所获。



　　这里有一种情况很值得注意，有利MZ之的条件往往是通过一个具体的个案成功所形成的示范样板，对样板的仿行而成为惯例。这惯例就是MZ的因素的累积。现在GC党没有意识形态维系，道义资本用尽，信用无存，失道孤助，离心力大增，加之现在民众的奴隶心态多少有了改变，公民和权利意识提高了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GC党的挑战只会更多更严重更广泛，成功个案会越来越多，成效也会越大。



　　所以GC党想用MZ的瓶子装专制之酒，看来未必能成事。结果可能是MZ之瓶装进了MZ之实。



　　你GC党现在已经经不起浩浩荡荡顺之但逆之者亡的MZ形势而被迫搞MZ改革的假动作以继命。请问，在你因惧服而被迫动作的过程中，又如何抵挡别人进一步的真MZ逼迫？在进一步逼迫下，你只能再跟一步用另一部分新的MZ内容来掩护旧作假的败迹。这进一步取用MZ内容又成了别人向你施压的资源。这个过程成遂令党的专制内容受到步步侵蚀而质变。渐进MZ、和平演变就成为人们感得到看得见的东西。



　　以上我所说的，只是有这么一种可能，而不是说这是必然。是我支持党假MZ政改的理由。我是有条件地支持，不会堕落成为拥护党政改的奴隶。



　　最怕的是另一种可能：所谓党内MZ的政改，最终极可能是空穴来风。现权力层对异己的压制比过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封报之风空前激烈；对维权民运的民众打压之强和残酷是空前的。这些事实都和MZ政改相抵触的。可见这个权力绝不可能自愿进行MZ政改。若只眼望统治者，MZ离我们还有十万八千里，而且会越来越远；若把眼睛望向民众和国内外大气候，又不是那么悲观的。所以，一个重要考虑问题和行事准则是，不能寄望于现执政层愿意MZ政改，而是寄望于民众力量的独立壮大，寄望于逼迫现权力层不得不违背意愿进行MZ政改的民众压力。



　　2008/12/10



　　原载《议报》第38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作者:张三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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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GC=Communist

MZ=Democracy

ZY=Freedom

GM=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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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两篇并些许摘录与主观阐述(2009-01-05 23: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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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政治 bz gm 公民精神 中国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有志在中国实现MZ政治的人士，不应该浪费精力撰写天马行空的“宪章”、“宣言”或“MZ是个好东西”等妇孺皆知的基本常识，而应该把精力放在深入民众、研究现有法律、积极投身具体的竞选活动，和破坏选举的行为作斗争等方面。



　　虽然MZ自由RQ是一种普世价值，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也是一种普世价值，实际上，向最高统治者呼吁MZ是最容易、最安全的，而扎扎实实的在基层实践 MZ，却是最艰难、最危险的。毛说：“GM不是请客吃饭”，我补充一句：“MZ不是谈情说爱”。“MZ”不应该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憧憬，而应该是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工作。
　　
　　一个习惯的形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被歪理强加的不自愿阶段，第二是不断强化而形成条件反射的自觉阶段，第三是充分内化的本能式习惯性反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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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进步一解

　　「本文提要──在市面上流行热卖的名牌理论是：GM暴力导致BZ取代BZ；我认为这个名牌论断完会站不住脚。我在本文的观点是：缺少取代旧制度的新思想或缺少能实现新思想的制度是以往BZ取代BZ的理由。我这个理论可以消解现行名理论。」

　　推动人类历史进步是由和种因素综合互动而取得的。

　　社会为甚么会进？就政治角度看，大凡社会发展进程都是走向权力集中、财富集中、知识集中方向。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是：各阶层原有的利益制衡秩序失效，产生不平衡；也就是出现社会不公平。这时现存制度难于维持和延续，相应地出现维持旧制度的利益集团和要打破旧制度建以实现公平的利益集团。这两个集团展开对奕，其结果推动了社会进步。但是，有一个众人熟悉的现象，每一次对奕大变动后的结果是胜利者阶层中的掌权集团很快抽离它原来的集团异化为与被他们推翻的旧权力集团，原推翻旧集团的阶层回归旧集团统治时的现实。这就是推翻旧BZ出现新BZ的历史循环，这循环延续数千年，只是最近几百年出现了现代MZ思想和 MZ制度后才开始改变：大面积地停止了循环。

　　停止新BZ取代旧BZ循环要具备以下条件。

　　其一，原有的各阶层利益平衡被破坏，或者某些阶层因内部变化而导致对现状不满足；出现改变现实的强力要求（时势）。

　　其二，在出现社会变革时势时，要求变革的阶层要有一个或一群杰出的能带领这个阶层和团结或中立其它阶层去推翻旧政权和旧制度领导者（英雄）。

　　其三，出现拒绝旧制度的思想，其GM目的是结束旧制度，建立与旧制度不同的新制度。这一思想为要求改变现实的阶层（尤其是其领导层）接受。这点很关键也很显而易见，但是，同时也是很为人们忽视。

　　其四，有与新思想相适应且可实现、操作的社会制度。

　　其五，在使用暴力建立新政权过程中没有出现一个唯一的没有被制衡和被监督的独大势力。

　　以上五条缺一不可，缺其一二则必不会出现变革；缺其三四五或不能出现进步的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只能一如旧往新BZ取代旧BZ。事实上以往中国出现数千年新BZ取代旧BZ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上述第三、四、五条。也不是全具备了五条就必定会有新的先进制度取代旧制度；只能说“有可能”出现新制度。这是因为在旧制度过度到新制度时，旧专制势力极可能挤进新制度的权力中心，这些新瓶里的旧酒（旧势力）必定会极力破坏、扭曲、改变第三、四条，最强一派会试图消灭其它派别；于是在MZ过度期中就会出现各式各样有MZ制度之形无MZ制度之实的“MZ政府”。但是，尽管有不少反复或挫折，只要进入MZ之门，总的趋势是走向成熟的善MZ制度。中华民国的历史是一证例。

　　我说是因为缺少取代旧制度的新思想和能实现新思想的制度是以往BZ取代BZ的理由；但是现在市面流行热卖的名牌是：GM暴力导致BZ取代BZ。这个品牌论断完会站不住脚。一个论断只要有一个相悖的事实（尤其是属非例外的事实）存在就不能成立。美国是典型暴力GM（自发暴力），但是导出的是典型的MZ制度。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GM实质就是暴力GM，若当年的左派军人手持的康乃馨花受到萨拉查陆肆天安们式回敬，那些左派军人的子弹是没有生锈的。和平的 “康乃馨GM”后反而出现了两年的暴乱期，但是终归建立MZ政制至今不变；可以说“康乃馨GM”是经过暴力洗礼的和平GM。罗马尼亚是近例。日本是另一个暴力（外来暴力）下出现的MZ制度。反暴力GM者名牌反暴力的样板是法国GM，但是请问法国GM经过以暴易暴的挫折反复后还是BZ亦或是MZ？暴力出现良好的MZ政权，且这类暴力不是例外而是为数众多的常例。在相悖的常例面前“GM暴力导致BZ取代BZ”论断即为谬。世界上存在GM暴力建立MZ社会的（非例外）事实是不能修改或否定的，所以要修改和否定的只有“GM暴力导致BZ取代BZ”的结论。

　　从简单的逻辑来看，“暴力GM导致BZ取代BZ”论断也是不能成立的。二当家火并大当家当上强盗一哥，当然是以暴取暴以暴代暴，因为原二当家持的是强盗思想和沿袭强盗“制度”当家了。若是村民以暴力反抗入村强盗，并胜追击把强盗老巢也端了，这条村子并不就会成为强盗村；因为村民并不是用强盗思想去以暴力抵抗强盗，其目的是反强盗，并不是想自己做强盗来取代入村劫掠的强盗。美葡日罗等之所以可以建立（或被建立）MZ国家，理由是他们使用暴力的思想是现代化文明的思想，他们使用暴力的目的并不是以自己的BZ取代现有的BZ，而是用MZ制度取代专制制度；而且MZ制度是可以建立的、有样板可循的。这些国家的人民使用暴力过程中并没有产生像GC党那样唯一力量，所以在相互制衡和监督和妥协下，可以建立MZ政权。毛XX的GC党使用暴力志不在建立MZ政权而在于建立无产阶级（即GC党、即毛XX个人）专政，其结果出现极权的一党专政BZ是必然的。再举一例，邓小平是用非暴力的和平手段取从华国锋手里取得政权的，可是，邓建立MZ制度了？邓比华MZ了？希特勒也是用“非GM暴力”上台的，他MZ到哪里去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可以不可以建立一个MZ社会制度，问题不在是不是使用暴力，而是问题在于使用暴力者对MZ的认知和认同，使用暴力者是否立志于建立MZ社会制度，加上使用暴力过程中是否出现唯一独大的势力。」

　　2008/12/24

　　作者:张三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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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生RQ还是RQ生ZQ

　　我承认有ZQ高于RQ的观点，也认为他们的理论可以自圆其说；条件是必须站在专制统治者立场上以专制观点进行论述，也就是必须承认这是专制独裁者的理论。我认为RQ高于ZQ有理，那是我基于MZ观点和理念去判定问题。我以下的论述是在对方承认MZ理论（不管他是真是假）基础上展开的；并用自由MZRQ 观点对专制的ZQ高于RQ提出批驳；特别是驳议其用自由MZRQ法治包装的ZQ高于RQ的专制歪理谬论。

　　ZQRQ高低的争论是MZ与专制两种意识型态争绝争论中的一个分点。这个争论涉及很多方面，我想从多个方面进行探析。争论中提到比较多的是ZQ的来源；从ZQ来源先后判定ZQ高于RQ还是RQ高于ZQ。

　　其一。ZQ是祖宗遗产论

　　一种ZQ高于RQ的理论是 “ZQ是祖先留给子孙即现在人民的遗产…它怎么不先于现在这个国家人民的”RQ“？”意义是ZQ它是祖先遗留下来的，所以ZQ先于现代人；而RQ是归属于居住于固定国家的现代人，既然现代人低于ZQ，其RQ也就必然低于ZQ；由是推导出“ZQ高于RQ”结论，确立。

　　ZQ是祖宗遗产是随意创新的理论。此说何解？

　　甚么是ZQ？ZQ就是一种对固定地域、人民、或个人所施展的自主自决、至高无上、排他性的绝对政治权威。

　　你说土地文化财产是宗祖遗留下来的，尚可；你说一种“权威”的ZQ是祖宗的遗产就有可疑了。你问一下中华民国，她的权威是不是爱新觉罗家族留赠的遗产？你问一下毛胡红朝政权，它的权威是国民党政权留赠的遗产？科素沃的ZQ是铁托遗产？1777年—1884年，我的一位客家同乡罗芳伯到不是“中华民族 ”的别民族土地上建立一个兰芳大统制共和国，不知道这个共和国ZQ是哪个个祖宗留赠的？

　　ZQ不是祖宗遗产，所以它不是先于现代人，也不是先于现代人的RQ。以之推导出的ZQ高于RQ不成立，是伪论。ZQ是某朝代人在某固定地区创建的事物。如果由某一人或某一小帮人所建，这个ZQ是属于他（们）的私产，这就是专制制度。他（们）认为自己高于民众，顺理成章判定他们的ZQ高于民众的RQ。事实上，在专制制度里，ZQ是一个可以被掠夺的对象；谁把ZQ抢到手，ZQ就是他的私产，谁就是皇帝、书记、主席、总统…在它手里的ZQ是用来管治臣民和压迫掠夺民众的工具。他们对盗权、抢权、偷权行为的辩解是ZQ是神（历史规律）授予他的，是永恒的；这永恒的权威当然先于民，高于民之权的RQ。所有专制统治者都必定把ZQ神圣化、图腾化（即是把自己神圣化），神圣化的统治者及其ZQ哪能不高于被他统治的民众和民众的RQ？这就是我在开头时说的：「ZQ高于RQ的观点，也认为他们的理论可以自圆其说」的理由。

　　但是，这些持这类观点的ZQ高于RQ论者没有勇气承认是站在专制统治者立场持专制独裁者观点的理论；千方百计想把它包装为MZ理论。MZ政治认定ZQ 在民，“权由民授”，先有民、先有民之RQ，然后才由民授权组成体现ZQ的政府；RQ高于由他们授予的ZQ是理所当然。请问，既然是ZQ由民所授，ZQ高于RQ怎能自圆其说？还能不成为谬论？

　　如果政权是由众人创建的，这可能是一种MZ制度。在MZ制度里，理所当然ZQ是民众授予的；RQ高于ZQ是逻辑的必然和现实的需要。

　　其二。法律定义公民论

　　这种理论是“先有国家ZQ，后才有公民”。这个理论意图用法律观点确立国家ZQ先于公民的顺序；然后顺理成章推导出ZQ先于RQ，再顺理成章推导出ZQ高于RQ。但是，这是混淆概念和违背逻辑的东西。

　　为此，我们先厘清一些概念开始。

　　公民。公民就是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承担义务和享有相应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自然人。也可以简单地说公民是指在一国或一地的合法居民。国家。国家就是固定地区居民所组成的共同体；它需要以法定的政权形式体现；它对外和对内关系表现出ZQ的功能。再扩充一下，可以加上它拥有官僚机构、法院、和军警等维护和行使权力的工具等内容。

　　由这两个概念可否推出“先有国家ZQ，后才有公民”的结论？

　　ZQ高于RQ论者理由是：既然公民是根据国法律规范承担义务和享有相应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人，不是分明先有国家法律后有公民吗？若以MZ制度来说，这个推论是错误的。

　　我先举一个具有普遍性又具典型性的实例。美国宪法1787年在费城的诞生，生效（即有了法律意义上的公民）；到1789年依宪法选出华盛顿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国家才成立。如果钻一下牛角尖，美国公民比国家（ZQ）早出生两年，大两岁。请问，怎么会有比儿子小两岁的父亲？合理的说法是法律同时规定国家（ZQ）和公民（RQ），即国家公民是同时出现的，国家与公民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把同时出现的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说成其中一个（国家、ZQ）在先，是因，另一个（公民、RQ）在后是果。这是逻辑混乱。

　　国家是由公民组成的。当一个区域的公民死光了，这个区域内所建立的具体的国家及其抽象的ZQ就消失无踪。但是，当一个国家亡了，例如陷入无政府状态其间，其ZQ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其作为公民的实体个人仍然存在，其某些RQ（例如生存权、财产权等等）仍存在；至于有多大保障是另一回事。从这个角度看，必须有公民才有国家，没有国家公民实体仍存在，所以，公民比国家重要，公民重于国家，RQ重于（高于）ZQ。

　　这是从MZ国家来说的，不包括专制国家。有理论认为专制国家无公民，这和专制国家无RQ是一致的。所以专制国家应争论的不是ZQRQ高低问题，而是RQ有与无或有多少的问题。

　　再举一个“先有国家ZQ，后才有公民”强词夺理的实例来谈谈。

　　Charter 08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这句话被ZQ高于RQ论者强词夺理为：「据他们自己介绍，他们的身份是“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和“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先有国家ZQ，何来刘晓波、王军涛、胡平几百名“ 中国公民”？」──人家说的是“本着公民精神”，一到ZQ高于RQ论者口里就变成“公民身份”了！这种概念大挪移方法，真得人惊。一个假设例子；有一个叫做《改良智库》组织邀请客人到其会议上发言。客人说：「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和改良精神对你们提出如下意见…」有人抓住这句话说：「据客人自己介绍，他的身份是“负责任与建设性的改良精神”和“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改良智库成员”，读了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可以总结一下了。到底是ZQ生RQ还是RQ生ZQ？

　　从专制立场观点来说，国家先于臣民，ZQ先于RQ，ZQ高于RQ。

　　从MZ立场观点来看，个人先于国家，RQ先于ZQ，RQ高于ZQ。

　　2008/12/28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29日 首发

　　作者:张三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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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C主义的症结在于它对如何组织一个现代社会所作出的构想的自身思想错误。现代社会及其现代的经济秩序只有在结构开放、能从批判中学习和接受变革的条件下才能发展。GC主义相信可以不需要对社会发展及其错误公开的批评，而只通过一个中心来控制整个现代社会，这导致了对进步与发展的自我封闭和公民的异化，这是基本思想上的错误，而不是思想应用上的错误。开放和MZ化是现代复杂社会的发展前提，不过这一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政治框架。
　　　　－－托马斯·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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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MZ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换句话说，在此之前的种种政体具有严重的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而导致其衰落.而自由MZ制度却正如人们所证明的那样不存在这种根本性的内在矛盾.（P1）

　　

　　专制主义国家是建立在一个明确的、能全面了解人生活的意识形态之上的。专制主义……寻求对其公民的生活实行完全的控制。……每个社会成员都只剩下一个空壳，其组织形式和运作都完全由国家控制。每个社会成员被变成一个原子，由这些原子组成的社会，除了一个全能的政府外不和任何中介机构发生任何联系。

　　……

　　

　　马列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高度复杂和充满活力的后工业经济就是它们的滑铁卢。……最后，中央计划经济损害了人力资本中最重要的因素——工作精神。

　　

　　最重用的是它对信仰体系的失控，由于社会主义在发展经济上的不成功，国家便没有能力阻止其公民对经济政策产生质疑，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p45）

　　

　　接班过程逐渐趋向于通过揭露旧制度不可避免的滥用来诋毁它的声誉.新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更向往MZ思想，得到了解放并且很快就挣脱了那些计划先进行有限改革的人的控制.（p45）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1992年）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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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伤害我们的民族感情；政府，伤害我们的道德感情，相比，日本也就貌似无所谓了。


　　如果你的爱国不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中国人的RQ得到保障，生活安定，政治清明，如果你的爱国不符合人类日益接受的普世价值，你的爱国就是误国，你也就无异于爱国贼。爱国即爱人。每一次爱国主义爆发后，每一次民族主义崛起后，中国普通民众就会在激情燃烧的时候在价值观上做一次选择，就使得他们更加讨厌西方那一套！中国就离开逐渐被世界接受的西方搞的那一套普世价值观更远一点！！——这就是历次爱国主义达到的结果，也是有些那么热衷于爱国的幕后人士的目的！

　　

　　资本主义最大的成就可能在于：将工作从程序化、无聊，变为一种变化、刺激、挑战、解决问题、探索甚至是发现。

　　

　　改革开放30年，最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凡是新鲜的文化现象，一律要遭人骂挨人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流行文化，行政力量无论多么强大，正人君子如何跳脚挠头，气急败坏，都挡不了，止不住，除非开刀杀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贫富差距拉大时，“受剥削”的阶级容易接受Marx，当经济受到重创时，人们喜欢空想Marx。



注：MZ=Democracy

GC=Communist

RQ=Human rights

ZQ=Sovereignty

BZ=Tyranny

GM=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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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则文章转载与几则简单性总结并一则回复(2009-02-13 07: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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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進程臺階論——監督權，制約權，罷免權，選舉權

　　摘要：在現實和理想之間架設一系列臺階，才能逐步實現理想。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也許可以分解為幾個階段：實現監督權，實現制約權，實現罷免權，實現選舉權。在每一步改革中，受益者的推進力量必須大於利益受損者的反抗力量，否則改革就會失敗。建設民主制度不僅需要建設選舉制度，還需要建設新的政治文化，消除根深蒂固的“清官”和“明君”情結。

　　不清廉的吏治是當下的現實，清廉的法治是我們的理想。我們希望早日實現理想，但天天只講理想是不夠的，還應該在現實和理想之間設計和建造一系列臺階，可以使我們逐步走近理想，最終實現理想。

　　我在答一個讀者時說：“民主是樹上的桃子，你如果想叫中國老百姓跳起來去摘，那麼要告訴他們彈簧板在哪里；你如果是想叫中國人爬上去采，那麼要告訴他們梯子在哪里；如果你主張把樹砍了，那麼你要告訴他們斧頭或鋸子在哪里。”

　　在計劃經濟年代，計劃經濟是當時的現實，而市場經濟是當時的理想。如果當時直接說：“我們從明天開始取消計畫、完全搞市場經濟！”肯定是不行的。理想和現實之間有著巨大的距離，無法一步跨過去。於是，政治家們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設計了一系列臺階：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

　　“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經過三十年，終於從“計劃經濟”的底樓，一步一個臺階登上了“市場經濟”的二樓。

　　政治改革同樣如此。全面普選、新聞自由，可以看做是民主政治的終極理想。但要登上“民主政治”的三樓，也需要設計和建造一系列臺階。

　　中國的經濟改革，最大的障礙是意識形態，因為黨的宗旨是反對私有制的。因此，經濟改革的每一個臺階都必須有一個大家能夠接受、反對者能夠容忍的名目或說法；每一步都必須名正言順。幸虧馬克思說過“商品經濟”這個概念；也多虧鄧或其幕僚的機智，用“資本主義也有計劃”，來反證“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為“市場”這個概念正了“名”，之後，搞市場經濟的“言”才順了起來。

　　中國的政治改革，最大的障礙是既得利益者。因此，政治改革每走一步、每上一個臺階時，造成的利益受損者在數量上、在能量上必須少於、必須弱於受益者，或者整個大環境不利於受損者反抗，或者受損者難以採取聯合行動，而單獨出來反抗，未必能夠引來他人的全面跟進和支持，反而自己成為眾矢之的；或者使受損者報有僥倖心理，認為自己可能躲過一劫，全身而退，因此不參與其他人組織的反抗。總之，受損者經過算計之後，確定跳出來反抗得不償失，於是選擇忍受和讓步。只有這樣，這一步改革才可能向前推進。

　　任何改革，如果不能解決好利益受損者的反抗這一問題，那麼多半是要失敗的，即使這一改革是非常必要的、非常正當的。一項事業，即使它是順應歷史潮流的，但如果沒有處理好具體的細節，它仍然可能走向失敗。

　　因此，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應該分階段進行，每個階段的目標是不同的，例如分別是：

　　爭取和實現監督權（民眾可以利用網路和傳統媒介監督官員和政府），

　　爭取和實現制約權（民眾可以對官員和政府的工作進行評議，提出意見和建議，可以提出批評），

　　爭取和實現罷免權（民眾評議不合格的官員，或民眾意見很大的官員，黨委和政府（或人大）應該通過法定程式進行罷免，並追究相應的責任，加以相應的懲處），

　　爭取和實現選舉權（政府官員不阻撓民間人士參加基層人大代表的選舉活動，不阻撓合法的競選宣傳，不阻撓人大代表行使自己的法定權力；人大代表專職化；適當擴大人大代表的直選範圍；黨內外人士可以平等地競選政府官員職位，……）。

　　（以上僅為筆者目前的粗略猜想，其中參考了現實情況和他人的觀點和建議）

　　各個階段依次先易後難，前一個階段為後一個階段創造基礎，提供前提條件。

　　獲得和行使對官員劣行的監督權障礙最小，因為貪汙腐敗本來就是錯誤的，既不符合基本的道德規範，也不符合黨章國法；當事人自己也覺得理虧。實際上，民眾已經開始通過管制最松的網際網路對官員進行監督，例如揭露官員“抽高級香煙”、“戴高級手錶”、“公費遊美國賭城”、“建造豪華辦公樓”等等。官方也沒有封殺此類監督行動。

　　網上的監督沒有被封殺，使傳統新聞媒介如報紙開始有膽量謹慎地跟上來。畢竟這些新聞能夠吸引大量讀者，為報紙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電視的步伐比較慢。但我們不必著急。

　　第一階段的監督使中國的官員逐步適應被民眾監督的感覺，即使渾身不舒服，他們也不便於公開反對。因為反對者必然是屁股不乾淨者，反而會暴露自己，引來暴風驟雨般的“人肉搜索”，本來不為人知的劣行反而暴露出來。中國有句俗話：“槍打出頭鳥”，相信沒有貪官願意做這樣一隻傻鳥。

　　進入第二階段時，除了繼續監督和揭露官員的劣行，可以正式或非正式地在網路上發起對政府某項具體工作的評議，例如對春運工作、火車票銷售方式的評議，可以對“火車票實名制”進行調查，徵集支持者和反對者的簽名，把分散的百姓訴求，彙聚成一個醒目和龐大的數字（支援實行實名制的比例和人數），促使政府和鐵路部門下決心實行火車票實名制。

　　對政府的評議可以逐漸制度化，例如由對具體專案的評議逐漸演變為對政府日常工作的評議，由不定期進行逐漸演變為定期進行，由單純在網路上進行逐漸演變為傳統新聞媒介也來參與發起，由民眾自發進行逐漸演變為由當地黨委或政府或人大出面組織。

　　即使被評議的官員心裏一百個不高興，但他們難以公開拒絕民眾的評議，因為這意味著自己將成為一隻“出頭鳥”。即使黨不喜歡民眾的評議，也難以採取激烈的封殺行為。因為黨的宗旨本來就是“為人民服務”、“批評和自我批評”。如果封殺民眾評議，那麼就意味著連表面文章都不要了。

　　當然，在評議過程前後，當事官員可以為自己進行辯護，例如指出火車票實行實名制在技術和經濟成本上有很多問題。隨後全社會可以平等地進行討論。

　　也許最終討論結果是：實行實名制，雖然增加了鐵路部門技術上的麻煩和額外的操作成本，但大大減少了大量民眾長時間排隊的成本，消除了民眾被倒票黃牛剝削去的超價損失，因此對於社會整體來說，是有利的。為了彌補鐵路部分的損失，政府可以在財政上對鐵路進行一定的補貼，或減免一定的稅收；或對實名制進行一定的調整，例如僅在客運高峰期實行實名制，在進站人流擁擠、上車時間緊迫時，僅進行隨機抽查，而不是百分之百地核對旅客姓名。

　　第二階段為第三階段創造了基礎。民眾評議中得分很爛的官員，誰還敢大力保護？恐怕是要連夜商議決定“丟卒保車”了。當然，這種罷免應該通過法定的程式。例如政府官員（包括公檢法首長）的罷免，最終應該走一下人大的程式；黨內職務的罷免或黨內處分，應該通過黨內的相應程式；追究法律責任時，應該通過正常的法律程式，並且允許當事人為自己辯護，或聘請律師為自己辯護。

　　民眾評議和罷免權的實施可以提高官員貪汙腐敗的成本，對官員有事前的警示作用，可以大大降低他們對貪汙腐敗收穫的心理預期，減少貪汙腐敗的現象。對於減少行政開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也是有利的。

　　前三個階段為進入第四個階段創造了條件。中國的人大代表目前在區縣一級實行直接選舉。但民間人士極少報名參與選舉，成功案例更是鳳毛麟角。其原因一方面是官員阻撓非指定人士的參與，另一方面是中國民間缺少適應民主政治的政治人才。

　　前三階段不僅能夠形成對官員和政府的牽制，同時也能培養民眾的民主素養和政治理性，掌握政治知識，積累政治經驗，使中國民間逐漸出現一批擅長現代民主政治的政治人才。另一方面，經過前三階段，“監督和制約”在中國社會已經形成常態，那些阻撓民間人士參加選舉的官員將心存畏懼。此時，民眾行使選舉權的內在前提和外部環境才基本具備。

　　以上僅僅是一些粗略的假想，即使真的能實現也可能需要漫長的時間，需要持久而巧妙的努力。整個過程可能出現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可能會被打斷，可能會有反復。也許還需要更多的過渡性臺階。當然也不排除存在其他更好的階梯系列。

　　民間自下而上的努力是必要的，官方自上而下的推動則能夠大大加快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但也應該採取階段性的做法。

　　2008年的最後一天，新疆阿勒泰地區五十五名初任副縣級幹部的財產申報表在當地廉政網上公佈。

　　值得注意的是“初任副縣級幹部”中的“初任”兩個字。也就是說“現任”官員可以暫時不公佈自己的財產。顯然，這一做法可以大大減少官員的對立情緒。因為想升官的人在升官前，是最軟弱的，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毀了他們的仕途，所以他們此時也是最逆來順受的。因此，拿他們開第一刀，是最容易下手的。而一旦邁出了官員公佈財產的第一步，其他人再反對，難度就提高了，因為他的反對本身就說明他有問題。所謂“萬事開頭難”，輿論就是因此而高度評價了中國最偏遠貧窮小縣的這個舉措。

　　除了規定新官員必須預先申報財產，其他階段性的舉措還可以有：先不要求全國所有官員申報和公開自己的財產，但中央政治局成員可以先申報和公佈自己的財產；先不要求每個官員都申報財產，但想申報的官員可以自願申報並公佈；等等。

　　實際上，財產申報制度的前期臺階已經在全國悄然鋪設了。官員申報收入已經在很多政府機關裏實行了。當然，現在只是申報收入，而不是申報財產，申報結果也不對外公佈。即使在新疆阿勒泰，申報的財產數字也是官員自己單方面提供的，沒有經過法律授權的機構進行核實。

　　這些情況反映了這個制度還不完善，還有很多問題，但如果因此而大力指責，並一概否定為“欺騙”，也是不妥的。從臺階論的角度看，這些不完善的做法，恰恰是實行官員公佈財產制度的必要臺階。沒有這些臺階，申報財產制度將一步都邁不出去，也許永遠無法實行。我們可以想像，如果立即要求全部現任官員完全公佈自己和直系親屬的財產、提供的資料必須經由獨立的社會審計機構認證，將會遇到多麼劇烈的抵抗。

　　政治是很複雜的，在必要時不得不耐心地等待量變引起質變。如果一說起“民主”，腦袋裏只有“選舉”兩個字，那就還不能算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

　　應該把民主化進程看作是一個民族發展和進步的歷史階段。民主化進程不僅僅是建立一個民主制度，更不僅僅是建設一個選舉制度，它還涉及到民眾和精英的思想建設和觀念轉變，涉及到建設一種適合民主政治的文化，只有在適合民主政治的土壤上，才能生長出健康的民主之樹。實際上，民主化進程也是整個民族的一個進步過程。

　　中國人有著根深蒂固的“清官”和“明君”情結，往往把希望寄託在“大救星”身上。很多人渴望回到毛時代，很多人呼籲最高當局主動修改憲法，都反映了這種情結。

　　人有個特徵：“距離產生美”：對於遙遠的事物，只記得好的部分，而忘記壞的部分。例如：在校學生極少有不罵所在學校的，但畢業後都會懷念母校。

　　計劃經濟中物質極度匱乏，紋革中文化極度匱乏，人沒有獨立思考的自由。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被很多人遺忘了。他們只記得那時沒有腐敗。實際上，那時的官員不必腐敗，因為他們的物質和文化享受遠遠超過老百姓。只是由於資訊的閉塞，老百姓不知道罷了。

　　中國有句成語：“刻骨銘心”。不妨理解成：只有經歷過刻骨之痛，才可能牢記慘痛的經驗教訓。紋革後中國不再搞階級鬥爭、全力發展經濟，就是對紋革“刻骨”之痛的反彈。

　　中國還有句成語：“好了傷疤忘了痛”。紋革過去了，物質極大地豐富了（雖然分配得不公平，還被洋人騙去不少），文化極大地豐富了（雖然其中有很多垃圾），思想自由了（雖然發表還不自由），於是很多人忘記計劃經濟和紋革之痛了。

　　現在，貪官們造成民眾巨大的損失和痛苦，民眾上訪無門，舉報無果，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理，就是在“刻骨”：刻民族之骨，用巨大的傷痛使中華民族徹底拋棄兩千多年來根深蒂固的“清官”和“明君”情結，真正地樹立起“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一切都全靠我們自己”的思想觀念。

　　湖南郴州企業家彭北京歷經十餘年，損失了數千萬元，走過了所有體制內路徑，仍然無法為自己討回公道，最後公開向兩個貪官發出決鬥挑戰，願以五十五歲老年之軀，和這兩個壯年法官在郴州市中心的廣場上決一死戰。在網路時代，在航太時代，在人民共和國誕生六十周年大慶之年，一個與共和國首都同名的老百姓被迫用最古老的冷兵器來討回公道，這是多麼的悲壯，也是多麼的悲哀。

　　實際上，在中國的法律體系中，法官是由人大選舉任命的，只要郴州市人大組成調查小組，搞清楚事實之後，通過法定程式罷免這兩個法官就可以了。包公式的“清官”千百年才出一個，而人民自己就可以製造出無數個能夠代表人民利益的市人大。

　　政治的複雜性還表現在操作性的細節上。

　　有一位年輕的律師，打算參加區人大代表選舉。但有關方面在提名截止前一天才通知他。他連夜找人提名，匆忙上陣，但很快還是被“協商”掉了。

　　在國際貿易中，有這樣的概念：“技術性貿易壁壘”，“非關稅壁壘”，指的是：進口國在法律上無法拒絕進口，不能以高額關稅阻擋進口，於是採取一些技術性的手段，增加出口國的麻煩或成本，企圖使它們自己知難而退。日本曾指定某個很偏遠的海關，作為某種商品的入關海關，美國出口商不得不先把貨物長途運輸到那裏，過關後再長途運輸到實際銷售的城市。

　　“只提前一天通知”，就是一種阻礙民間人士參選的“技術性壁壘”。這是壞事。但是我們應該從中解讀出另外一個截然不同的資訊：官員們沒有正當的理由拒絕民間人士參加選舉。否則他直接拒絕你就可以了：“法律上沒有這樣的規定”，更或者他直接叫員警把你抓走就可以了。

　　所以，“技術性壁壘”的存在恰好說明這條路是通的，恰好說明他們沒有其他手段可以阻止你。

　　針對技術性壁壘，可以採取相應的技術措施。例如平時就積極為選區民眾維權，使他們認識、瞭解和支援自己。那麼，即使來不及找到足夠的人提名自己，自己無法被列入初步候選人名單，或列入後卻被“平衡”掉了，那麼選民在填寫選票時，也會否定正式候選人，而在“另選其他人”一欄中寫上你的名字，使你當選。

　　這位律師還想散發競選宣傳材料，但被官方制止了，藉口是法律條文裏尚無這樣的規定。但如果選民早就瞭解自己，即使不能散發材料也沒有關係，因為這些競選綱領早就貼在選民的心裏了。

　　政治是不用講客氣的，要把法律用足。例如中國人大法律規定：有十人以上提名就可以成為初步候選人。但這“十人”只是下限，人多也可以。如果有一百人提名，或五百人提名，甚至更多，那麼該候選人就會在初步候選人名單裏排得很靠前（一般是按照提名人數來排列），甚至排行第一，此時官方要把你從正式候選人的名單中“平衡”掉，就比較困難了。畢竟現在官方還沒有和民眾翻臉，必要的顏面還是需要的。

　　當然，在選舉中還會遇到很多其他困難，例如計票時搞鬼等等。在一次業主委員會主任的座談會上，一位把自己的工作幹得有聲有色的女主任說：“在開始做事情之前，不要把困難想得太多。”的確非常精闢。現在很多人，沒有相關法律時呼喚法律，法律有了卻又強調各種困難，為自己不去實踐尋找理由。

　　這位退休婦女的話，應該能夠使很多青壯年男人感到汗顏。

　　（2009年1月14日）

　　作者:黃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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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軍 第三章 革命之教育

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
　　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適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義大利之加坡拿裏，為國民增禍亂。
　　文明之革命。有破壞，有建設。為建設而破壞，為國民購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一切權利；為國民增幸福。
　　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其根底源於國民，因於國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今試問吾儕何為而革命？必有障礙吾國民天賦權利之惡魔焉，吾儕得而掃除之，以複我天賦之權利。是則革命者、除禍害而求幸福者也。。為除禍害而求幸福，此吾同胞所當頂禮膜拜者。為除禍害而求幸福，則是為文明之革命，此更吾同胞所當頂禮膜拜者也。
　　欲大建設，必先破壞，欲大破壞，必先建設，此千古不易之定論。
　　吾儕今日所行之革命，為建設而破壞之革命也。雖然，欲行破壞，必先有以建設之。善夫義大利建國豪傑瑪志尼之言曰：“革命與教育並行。”吾於是鳴于我同胞曰：“革命之教育。”更譯之曰：“革命之前，須有教育，革命之後，須有教育。”
　　今日之中國，實無教育之中國也，吾不忍執社會上種種可醜、可賤、可厭嫌之狀態，以出於筆下。吾但諡之曰：“五官不具，四肢不全，人格不完。”吾聞法國未革命以前，其教育與鄰邦等．美國未革命以前，其教育與英人等，此興國之往跡，為中國所未夢見也。吾聞印度之亡也，其無教育與中國等，猶太之滅也，其無教育與中國等，此亡國之往跡，我國擅其有也。不寧惟是：十三洲之獨立，德意志之聯邦，義大利之統一，試讀其革命時代之歷史，所以鼓舞民氣，宣戰君主，推倒母國，誅殺貴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內修戰事，外抗強鄰。上自議院憲法，下至地方制度，往往於兵連禍結之時，舉國糜爛之日，建立宏猷，體國經野，以為人極。一時所謂革命之健兒，建國之豪傑，流血之钜子，其道德，其智識，其學術，均具有振衣昆侖頂，濯足太平洋之慨焉。吾崇拜之，吾傾慕亡，吾究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要不外乎教育耳。若華盛頓，若拿破崙，此地球人種所推尊為大豪傑者也，然一華盛頓，一拿破崙倡之，而無百千萬億兆華盛頓、拿破崙和之，一華盛頓何如？一拿破崙何如？其有愈於華、拿二人之才之識之學者又何如？有有名之英雄，有無名之英雄，華、拿者，不過其時拋頭顱濺熱血無名無量之華、拿之代表耳！今日之中國，固非一華盛頓、一拿破崙所克有濟也，然必須製造無量無名之華盛頓、拿破崙，其庶乎有濟。吾見有愛國憂時之志士，平居深念，自尊為華、拿者，若而人其才識之愈於華。拿與否，吾不敢知之、吾但以有名之英雄尊之。而此無量無名之英雄，則歸諸冥冥之中、甲以尊諸乙，乙又以尊諸丙，嗚呼，不能得其主名者也。今專標斯義，相約數事，以與我同胞共勉之。
　　一、當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中國之一塊土，為我始祖黃帝所遺傳，子子孫孫，綿綿延延，生於斯，長於斯，衣食於斯，當共守而如替。有異種賤族，染指於我中國，侵佔我皇漢民族之一切權利者，吾同胞當不惜生命，共逐之以複我權利。
　　一、人人當知平等自由之大義。有生之初，無人不自由，即無人不平等，初無所謂君也。所謂臣也。若堯、舜，若禹、稷，其能盡義務于同胞，開莫大之利益，以孝敬于同胞，故吾同胞視之為代表，尊之為君，實不過一團體之頭領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後世之人，不知此意，一任無數之民賊、獨夫、大冠、巨盜，舉眾人所有而獨有之，以為一家一姓之私產，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無一平等，無一自由，甚至使成吉思仟、覺羅福臨等，以遊牧賤族，入主我中國，以羞我始祖黃帝于九原，故我同胞今日之革命．當共逐君臨我之異種，殺盡專制我之君主，以複我天賦之人權．以立于性天智日之下，以與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于平等自由城郭之中。
　　一、當有政治法律之觀念。政治者，一國辦事之總機關也，非一二人所得有之事也。譬如機器，各機之能運動，要在一總樞紐，倘使餘機有損，則樞紐不靈。人民之於政治，亦猶是也。然人民無政治上之觀念，則滅亡隨之；鑒於印度，鑒於波蘭，鑒於已亡之國罔不然。法律者，所以範圍我同胞，使之無過失耳。昔有曰：“ 野蠻人無自由。”野蠻人何以無自由？無法律之謂耳。我能殺人，人亦能殺我，是兩不自由也。條頓人之自治力，駕於他種人者何？有法律亡觀念故耳。由斯三義，更生四種：一曰養成上天下地，惟我獨尊，獨立不羈之精神。
　　一曰養成冒險進取，赴湯蹈火，樂死不辟之氣慨。
　　一曰養成相親相愛。愛群敬己，盡瘁義務之公德。
　　一曰養成個人自治，團體自治，以進人格之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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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禍國殃民幾十年，把陳獨秀創立的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理念的先進的中國共產黨一度引向了歧途，其教訓是深刻的、悲慘的，也是多方面的。

　　教訓之一：天堂與地獄——天堂與地獄是可以辨證轉換的，人民急於進入天堂，必然墮入地獄；當人們興高采烈奔赴烏托邦後，才發現這裏是煉獄；上帝欲使人滅亡，必先叫他瘋狂。

　　教訓之二：目標與手段——中國文化往往把目標與手段分離，只要目標是崇高的，手段可以是卑鄙的，“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所以，中國人容忍暴力，崇尚陰謀主義；Mao為了建立理想社會，可以名正言順地進行專政與鎮壓。現在我們認識到：目標的合理性與手段的合法性必須統一。

　　教訓之三：人治與法治——中國文化是人治文化，Mao繼承了人治的傳統，聲稱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砸爛公檢法，批評資產階級法權，推崇法家的重刑主義，只把法律作為統治者鎮壓人民的手段；憲法不能保護國家主席，更不能保護普通民眾；Mao擯棄法治，等於讓中國與現代文明分道揚鑣、背道而馳。

　　教訓之四：革命與改良——清末新政進行了廣泛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改革，1978年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基本上也是成功的，但是100多年來，中國的大部分時間盛行激進主義與暴力革命，和平年代也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結果欲速而不達，釀成大躍進、紋化大革命等重大人禍。事實說明，激進與革命只是社會的臨時態，漸進與改良或改革才是社會的常態。

　　教訓之五：主權與人權——古代中國沒有國家主權觀念，近代以來則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氾濫成災，似乎只要祭起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大旗，卑鄙的可以瞬間轉變為崇高的，非法的可以轉變為合法的，反動的可以轉變為進步的。Mao也正是高擎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大旗，進行閉關鎖國、暴力專政、肆意侵犯人權的。現在我們明白：只有保護人權，才會有真正的人民主權；只有尊重人格，才會有國格。

　　教訓之六：人民與敵人——為了實行獨裁，消滅異己，進行階級鬥爭，Mao製造出大規模的敵人；他不需要經過選舉或者任何法定的程式，就能聲稱代表國民，是“人民公僕”，然後消滅另一部分國民。人民，人民，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教訓之七：國有與私有——Mao以建立國有、消滅私有為己任；名義上“國有”是全體人民所有，實際上是官員控制國民的工具，是專制政治的基礎，是“通往奴役之路”；只有資源、財富歸民間所有，才能夠建立起民主社會；國有必然造成官本位和特權，造成嚴重的權力掠奪與剝削。

　　教訓之八：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對數以百萬計的企業的產供銷人財物進行管制是建立在資訊對稱（官員能夠全面瞭解企業、消費者、經濟各部門的所有資訊）、官員的智慧無限的基礎上的，由於這一基礎不可能存在，所以計劃經濟必然是低效率的，而且，計劃經濟成為Mao控制整個社會、控制每個國民的經濟基礎；而真正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民有的基礎上的，它與民主政治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的。

　　教訓之九：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Mao把社會主義弄成了封建主義、專制主義，把資本主義看作萬惡之源，但是實際上只有憲政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自由社會主義才是符合人類文明的發展潮流的，憲政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自由社會主義可以與資本主義有效互補。

　　教訓之十：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一味地宣稱集體主義，強制集體化，反而會導致損公肥私、怠工懶政的道德墮落，整個社會走向極端個人主義；崇尚個人主義，保護個人權利，反而會形成“自由人的聯合”，走向新的集體主義，如北歐國家。

　　教訓之十一：道德之國與無德之國——不以法治國，而片面地以德治國、以領袖的思想治國，最終會成為無德之國，道德終究只是陰謀與暴力的遮羞布；如果假設統治者、官員是人性本善、是明君、好官、君子，不需要對之進行權力制約、制度監督，那麼君子終將變成小人，君子國終將成為小人國。相反，先假設統治者、官員人性本惡、可能做壞事，必須對之制約、監督，那麼小人才能變成君子。

　　教訓之十二：宗教神與人間神——西方人崇拜上帝，認為人都是犯有原罪的、存在缺點的，不能崇拜任何個人；而中國文化中沒有上帝的位置，往往在世俗中尋找救世主與人間神，Mao正是利用了這一點大搞個人崇拜。漢民族也是基本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天不怕地不怕，不相信神的監督、上帝的懲罰，因此做事不擇手段。中國人缺少除了世俗利益之外的純粹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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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兩派應該從“只談主義”中跳出來，多談具體的問題。否則政府和民眾都會對他們的辯論失去興趣。有讀者在評論徐楊對話時說：“我認為：先不要打旗子、談理論。就我們所處社會，先找出主要問題，大家研究、提出解決方案，追根朔源一個一個、一步一步加以解決，才能取得真進步、大進步。”這些話很值得左右兩派深思。

中國人熱衷於尋找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然後讓掌權者來執行這條路線。如果在實踐中發現這條路線有問題，就重新展開大規模的爭論，尋找新的“ 正確路線”，再來“折騰”一番。在民主社會，應該換一種做法：不同利益、不同觀點的人相互交流，相互妥協，最後得出一個折中的方案；然後在實踐中進行檢驗。偏左了，就向右調整一點；偏右了，就向左調整一點。在成熟的民主國家裏，“折騰”的次數比較少、或規模比較小，原因可能就在於此。

左右兩派久辯不清，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死不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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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讓有錢的人有勢，不讓有權的人撈錢

　　我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並不是均勻地分配給每一個人的。20年以來，由於各人能力、機遇、努力的不同，也由於各人接近權力的程度不同，不知不覺之中社會結構已經產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主導著社會演變方向，支配各種資源的人與20年前相比已整個地換了一批。也許我們每個人回想一下自己，看看鄰居以及親朋好友中的變化，能更真切地體會這種變化的真實性。

　　這個不聲不響的變化還在不斷地發展之中，它將導致什麼後果，這是每一個有頭腦的人都在關心的。社會學家將這個問題稱之為社會分層，然而研究社會分層的目的何在，依什麼標準來劃分分層，這些標準有沒有統計資料可供操作，各有各的說法，並無統一的認識，因此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沒有什麼突破。從經濟學家的眼光來看，研究社會分層的主要依據是看資源是受什麼支配的，是由市場支配還是由權力支配。研究社會分層的目的是瞭解公平和效率的狀態，尋找同時可以改進公平又有利於效率的措施。社會分層劃分的標準要從分配資源的途徑入手，瞭解消費、投資這兩大項最終產品的去向中有多少百分比是通過市場分配的，有多少是通過市場以外的管道，即權力管道分配的，特別是個人收入的分佈狀況以及其中通過市場得到所占的比例和通過權力得來所占的比例。

　　在計劃經濟時代，從表面上看大部分消費品仍通過市場交換(要用錢去買)，但人們用來購買消費品的收入卻並無一個勞動市場來提供，而是由計畫管道決定。各個級別的工資數只有國務院才有權決定；某人應該定在哪個級別上由單位領導說了算，至於投資更不是老百姓的事，所以那時的資源基本上是由權力支配的。社會分層就分為有權階層和無權階層。

　　在進入建設市場經濟的時代之後，越來越多的資源由市場支配，於是社會分層又分為有資本階層和無資本階層，但按權力分配資源的規則沒有停止起作用。兩種分配方式還在爭奪地盤，但即使是純粹的市場經濟仍有相當大一部分資源是由權力分配的，這部分主要是政府開支。

　　人類社會的存在必須依靠物質消費。在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分配過程中，形成了人們控制和支配資源的規則。所有權的確立是支配資源最基本的規則。依所有制劃分有公有制社會和私有制社會。當然，純粹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並不存在，但以公有制為主還是以私有制為主卻是界限分明的。在公有制社會中，資源按權力的大小來支配，所以人們競爭獲取權力，於是產生了官本位，連和尚也有處級科級之分。由於權力的供應有限，一個單位只能有一個領導，因而權力的競爭帶有排它性，這種競爭給社會帶來的利益和成本抵消之後往往為負，這就是內耗。當然也可能為正，如果競爭的規則能挑選出好的掌權人來支配資源。

　　在私有制社會中資源的配置由市場所形成的價格決定。價格是一種客觀的資訊，是由眾多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共同形成的，沒有人能壟斷價格。然而價格的背後是誰擁有用於支付價格的金錢的所有權，於是在市場制度中人們轉而追求金錢，所不同的是金錢或財富是可以被創造出來的，不像權力的供應有限且具有排它性。經濟學證明瞭競爭性的市場制度能最有效地利用資源，結果是市場制度促使社會財富空前的增長，同時將人們分成了富人和窮人，有資本階層和無資本階層。

　　社會分層，無論按權力或按金錢，都認為是有害的。其實我們不可能設想一個不分層的社會，因為社會分層實際上是對資源的控制，不分層的社會是一個無控制、無規則的社會，它根本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社會的公共事務必須有權威方面出現管理，這就會出現有權階層。即使是無政府主義者也承認員警是必要的，一旦有了員警就必須有稅務局，它從百姓那裏徵稅以維持員警，於是政府就出現了。同樣地，即使是最激進的社會主義分子也不敢提出絕對平均主義的主張，因為一個失掉了激勵機制的社會，是沒有前進動力的，所以有資無資的社會分層是社會發展所必需的。

　　這正是使人們困惑的地方。我們既討厭社會分層現象，又不能沒有這種分層，我們究竟要解釋的是什麼呢？

　　要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要回顧市場制度的運營原則，這個原則很簡單，即地位平等的交易雙方在自願的基礎上對各自擁有的商品或服務進行交換。我們所厭惡的社會現象正是破壞了這個原則，譬如，交換雙方由於權力不等，在交易時不具備平等的地位，換言之，交易依賴於權力。例如某些買賣只許一定的人士做，普通人不得進入，又如某些商品指定必須從某一廠家採購，或者對某些商品排斥他們進入市場，或者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禁止某些商品的使用等等。我並不否認，以上種種限制有不少是必要的，但我們必須注意，一旦由於任何一種理由讓權力進入了市場，權力就可以與金錢交換，這是一切市場出毛病的起始點。

　　社會分層為有權和無權，又分層為有資和無資，這都不可怕，甚至還是必要的，可怕的是把權力運用到市場中去，用來和金錢相交換，其結果是有錢的人變得有勢，有權的人變得有錢。有錢人的勢並非是公共管理的需要，也不是因為他們有公共管理的才能；有權人的錢並不是在市場上通過平等自願的交換賺來的，而是用公眾賦予的管理權去交換得來的。所以我們要防止的是有錢的人有勢和有權的人借權弄錢。

　　可是事實上這兩點很難做到，權和錢的勾結是任何一個使用貨幣的社會中極難防範的事。政治家競選需要大筆開銷，窮人根本不可能去競選；一個富人犯了罪可以花錢請精明的律師為他辯護，有罪可以變無罪，這些都是權錢勾結，可是又是合理合法的，更不用說，一切政府管市場的地方都有貪汙的機會存在，可是政府又不能不管市場，這些都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所以說權錢的勾結是極難防範的。

　　但是一個清醒的政府應當隨時警惕，防止各種方式的權錢勾結。禁止有償新聞，肅清收費評獎，不許擇校收費，杜絕買賣文化，以及最近國務院發佈的禁止對經濟型小轎車在交通規則上的歧視，都有利於防止權錢勾結。但剩下的問題還很多很多，值得在每一項政策出臺以前以及對已經出臺的政策都要仔細想一想，這樣做是否會給權錢勾結鑽了空子。一個清醒的政府要盯住有錢人，不讓他置身於法律之外(美國的九家大公司，如微軟，IBM不斷官司纏身，他們不可能逃脫法律之網的監督).如果政府傍大款，社會的正義必將處於危險之中。

　　作者:茅於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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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營敵對最無理性存身之地，雙方都會採取簡化的認同，現專制制度下，“官僚集團的民主性”即“利益集團內的被迫民主”以往總是潛規則運行，現時卻正逐漸規則化、突出華、制度化，從幕後走向台前。

單於中國，我們從不缺少看得社會政治問題的“病理家”，而我們恰恰缺少的是可解並解好社會政治問題的“生理家”。

青年對真相予以瞭解，一般會因其內在個人正義感而進行主觀反抗，而此會使得其陷身於危險之中；若不予以主觀反抗，則又會使其產生背離正義的恥辱感，故大部青年選擇政治冷漠態度以期心態輕鬆。政治冷漠，源出於政治恐懼。

任何一個有思想的人都會問關於價值的問題，繁榮時期會導致集體的錯覺，因為每個人都在追逐名利。
----Jonathan Trigg

他們基本都很無知。他們以為美國的媒體總是在讚頌美國總統。問題在於，年輕一代沒有經歷過貧窮，沒有經歷過集體時代；他們的行為缺少自製，他們沒有足夠的考證，他們的閱歷也相當有限。•••這群民族主義者不懂得凡事都有兩面，不知道生活的捉摸不定。但是等時代變得艱難了，他們的態度會變的，他們會變得更加成熟—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模式不可能持續下去，艱難的時代很快來臨。
----餘華

- 缺乏民主、公民自由和法治
- 為恐怖分子提供庇護的機制癱瘓和軟弱的國家
- 過快的現代化
- 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包括非宗教和宗教意識形態
- 政治暴力、內戰、革命、專制或被佔領的歷史
- 不具備合法性或腐敗的政府
- 外國佔領者或殖民主義的壓迫
- 遭受基於民族、種族或宗教特徵進行的歧視
- 社會不公正
- 具有鼓動性的精神領袖
----所謂“恐怖主義”的發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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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zhangxu之回復 現粘貼如下

1、彼此彼此把哈哈沒有像你zb我們民•革就是民主
2、中國的民主是少數人才能享有的不知你有沒有？是向我們少數人的民主！ 我們就是民主！哈哈
3、中國的民主不是每個人都能有的你就沒有！哈哈！
4、我只是個民•革的普通黨員哈哈你呢？你是什麼呢？中國民主是少•數人的 不是全體人都有的！哈哈
5、如果你相信中國每個人都有民主那就錯了哈哈！此乃中國特色！我們民•革就代表了人民哈哈！
6、中國如果人人都想有民主 至少還的有一百年 除非gcd倒•臺
7、所以只有少數人有了民主才能有大多數人的民主所以我們先有你們才能有哈哈!
8、中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除非共•產黨倒•臺這是由中國的環境所決定的

第一句，我從未出言說閣下所處之大陸地方民•革即為大陸民主性組織，閣下自然也承認花瓶之說，所以我並沒有為閣下所述之行為，花瓶者自以為己真民主才是閣下所述之行為。

第二句，閣下享有民主？真是孤陋寡聞了？！那麼，閣下所處地方民•革有的是黨內民主呢？還是普遍的廣泛的可外延的民主，亦即可以擴大到所在地區和人民的真民主呢？事實上大•陸現時無一人真正享有有民主，體•制外即廣大社會民眾自無真民主可言，因人民非公民，體•制內即黨•內民主只是其組織中黑幕利益的均衡分配體現，而現時只不過明文化台前化而已。贅言上述，一句簡言，閣下有言論自由嗎？

第三句，閣下言意同於第二句，至於具體到我個人，鄙人曲曲一販書小販，自亦無民主享有可言了，呵呵~

第四句，閣下身為民•革黨員，以昔日閣下一切百度網上言論及轉載文章性質，可以想像作為花瓶成員之喜悅與被迫良知之窘狀。至於我是什麼？上段已答，一無法享有真民主之千千萬萬被壓迫者之一。閣下末句仍同於二三，只以上段轉答。

第五句，我現時不相信也不敢相信大陸人人民主，此二段已陳，但我相信未來也一定相信未來大陸人人皆有民主，可能閣下自覺得鄙人此言非分浪漫，抑或如閣下所述之上述行為，然而無非分所謂我之毛氏新中國何以遂成，無浪漫我國父何以共和，我仁人志士為民主何以次次卷倒複來。此之所謂非分浪漫即希望~至於中國特色，不錯，因此，自七八年西•單民•主牆以來三十年間，多少仁人志士正是為了改變這所謂畸形化的中•國特•色而浴血奮鬥。他們不止像你我這等無事安然而侃侃，而是真奔走真流血以致被壓迫、驅逐、流亡，不知閣下是身為民•革黨員以敬畏之，還是已然哈哈了之。末句“我們民•革就代表了人民”，以D性思維來說，閣下誠是在 YY，唯我GCD才代表人民！！！以正常思維來說，閣下誠是不知民主為何物，虧日日民主自居，何以民•革培養出如閣下者，實是疑惑。此者，民主者非為民做主，而為民為做主，民•革真的能于現時以民主先鋒，公民代表自詡嗎？民主未有，改良妥協性政黨，實無法全權代表公民意志。民•革已非民•革，花瓶仍然花瓶。

第六句，人皆民主，百年方有，前必為GCD倒臺。何以使GCD倒臺？朽木雖內朽，而六十年毒根篤深，可能為閣下民•革似之改良妥協性政黨所變嗎？如中山先生言，唯有革命，具體辦法，鄙人現時正學習著高光•俊先生的《如何推•翻ZG》，閣下也可學習下嘛~

第七句，閣下此仍如二三四句，我還是簡言，閣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條等後之權利之自由嗎？如有，第五十一條即刻將閣下釘死。

第八句，似上，閣下只是重複了一下第六句而已，不錯，中國歷史政治環境決定了民主路程之艱難，然而，中國歷史政治環境以及千年之傳統亦決定了我國人唯有革命才可縮短漸進民主之途，此理我新浪博客有短文專論，故此不再贅述。

末了，有一疑問想請教，閣下上言“我們就是民主！”、“我們民•革就是民主”、“我們民•革就代表了人民”等不思妄言、為心底真摯之語還是借諷而已？

如若借諷，上幾段回論，閣下只當無聊小品可以；然而，若為前者，只當我什麼都沒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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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鄙人 昨夜時 看到閣下八句回復 。複製下來，欲以句句回言，怎來今日晨起再看 閣下回復 盡無，敢問是閣下 為之還是 百度 為之？

若為前者，閣下 亦使我 稍微欽佩。若為後者，則又多條論據而已。

故而 作文 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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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则摘录与总结阐述，并一则文章转录(2009-03-25 14: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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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发生的一般性前提，一为深重的社会危机，二为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三为弱势政府。

道德始于广义宗教，唯物性道德亦即客观性人本主义道德是无真正约束力的。

保守主义并不代表顽固守旧，“维持现状”，亦非恋旧主义，而是出于对已有良性道德秩序亦即优良传统的维护，其并不拒绝改革。
故保守主义有充分的理由主张，有关对待传统问题，只可适时摒去不和人道文明的传统，只能对传统进行渐进更新、嫁接，而不能全盘清扫除尽。有关对待传统态度，保守主义鉴于传统本身的不完整性，更新性，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开放性，亦主张温和渐进。

社会动荡前提为社会分裂，引起社会分裂的普遍三因素为，民族宗教分裂，执政内部分裂，官民社会分裂。现时仅仅是局部的群体性行为，包括像学生运动这样的群体性行为，并不会导致大的社会动荡，只有执政内部分裂才有可能产生变革性的社会动荡。

所有现代落伍的民族国家，大多是专制政权，都有种解不开的“怨妇情结”。越是落后的专制国家，就越要寻找和塑造一个外来的敌人，越不厌其烦地通过垄断舆论的权力，向国民灌输被歪曲的历史和现实，把国际关系中的西方国家塑造成忘我之心不死的妖魔，使怨妇情结和仇恨意识成为国民素质的基本要素，以此转嫁国内危机和民众对内政的不满。

年龄层次集中于1986 年～1992年出生的人，即使还贵为“学生族”，也不得不受到来自社会、家庭、个人的种种压力，而且这些压力还具备一定的特殊性。如计划生育时代的弊端，教育产业化导致的教育成本高涨，教育与社会的脱节，技能教育的丧失与就业能力的微弱，心理承受能力的薄弱与自信心的匮乏，集群化的、冷血无情的、分裂人格的、善于模仿但只能受控于人的常态处境等等。

罗伯特•吉尔平的观点为，一个国家会随着国力的增长“生起控制环境之心，为提升自身安全，它会试图扩大政治、经济和领土控制，改变国际体制以符合自己的特殊利益”。

行政溃败在一千多年历史当中是反复出现的。行政溃败导致社会溃败，最后就出现社会动荡，导致社会生产力大倒退。新朝代的开国之君是比较精明强干的，重新建立起中性政府，然后又出现行政溃败、社会溃败，如此循环往复。虽然西方国家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系统比中国晚，建立中性政府就更晚，但他们找到了解决行政溃败的一套有效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从政府内部来说，实行三权分离，代议制，司法独立，互相制约；外部有一个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在私法保护下法人的成长，实际上就是对行政权的一种约束。正是这套措施遏止了行政衰败和社会衰败，使西方国家得以超越曾经领先于它们的中国。毛时代试来试去不要行政官僚的乌托邦构想失败后，导致了官僚集团和官僚机制的大反弹，大复辟。
在皇权和威权制度之下，对行政溃败的控制有两个主要的机制，第一是权力要高度集中，当权者还要亲政勤政；第二是当权者要有耳目，信息通畅。

无可置疑，与香港的青年相比，国内的青年——尤其是愤青——是不喜欢提出问题的。他们给我的感受，不是高傲，也不是无心向学，而是自以为是，以不知为知之，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他们通常不知道问题的所在就提出自己的观点，对错分明，不考虑灰色地带，推理逻辑一塌糊涂。
----张五常

对于一个自由人而言，个人意志得不到声张就意味着他已经失去了在主权体存在的理由。普遍意志蜕化成为集体意志，并不断使用行政的手段吞噬个体意志，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正义。意志从不存在被代表的可能。
----卢梭

他们制造了一片荒芜，并把这叫做和平。
----塔西佗

革命是一种以刺刀为后盾的意见。
----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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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型黑社会

杨银波

　　黑社会斥法律秩序于外，独立管理、运转，以暴力为手段，以谋利为首位。其实这只是关于“黑社会”一种传统式定义，相对狭隘。广义地说，权力、资本等违抗法律去达到目的，也是一种黑社会。权力型黑社会，是比传统定义下更黑的黑社会。

　　公共权力是行诸公共领域的，若以权力本身的公开特征来违抗法律，从而达到组织谋利或夺权目的，并不避讳“隐秘”，那么黑社会的范围就扩大化了。所以说，黑社会涉足政治领域，和公共权力者涉足黑社会，都是最危险的信号。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黑社会，这在许多有组织罪案当中十分明显，例如：黑社会在腐败的滋养和权力的庇护下发展壮大，并与腐败在犯罪的道路上相互照应，并辔同行；他们既掌握一方权力，又办起无数大公司，拥有数亿资产。

　　（一）吏治腐败之外的江湖

　　从历史上看，黑社会的产生、发展、壮大，基本上是由两大因素促成：一是吏治腐败，二是贫穷；而贫穷也多是由吏治腐败所造成。黑社会的存在，需要市场，而这个市场的扩大或缩小，是由法律的倾向性和执行情况来决定的。法律是任何人都要遵守、执行和维护的。当社会成本加剧，公正原则丧失，政府、司法腐败无能，这个时候即便是最普通的民众，也不愿意在行政、司法上解决纠纷，而这恰恰就是黑社会的部分市场。所谓“有人就会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说得很明白。

　　从世界眼光来看，比较明显的黑社会可以归为五类：一是帮派组织，如意大利、美国、俄罗斯的黑手党，日本的山口组和一和会，台湾的竹联帮和四海帮，香港的三合会和“十四Ｋ”：二是贩毒集团，如坤沙集团、麦德林集团；三是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新纳粹集团，鼓吹对外侵略，大搞情报活动；四是种族主义组织，如一味疯狂迫害黑人的“三Ｋ党”；五是邪教。其实，还有一种黑社会更值得警惕，那便是极权主义组织、派系、团伙。有的黑社会，从对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危害程度来看，一点也不亚于恐怖主义组织，因而成为世界性的难题。

　　尽管历史已进入公元２００５年，但一般的黑社会——尤其是早期的黑社会——仍然具有原始性、民间性和联盟性。经济领域的染指，从历史上的走私、贩毒、劫掠、包赌、包娼、贩卖人口等，发展至今，其实这些手段仍然是黑社会获取利益的主流。但是，在组织形式、组织结构、组织制度上，它们已经发生了剧变。这与社会本身的变化是离不开的。不过，黑社会确实是极难根除的。只要有这样一个灰色的、朦胧的、不公正的、有恩怨的社会空间（或者说“江湖”），那么具有掠夺性、寄生性和反社会性的黑社会就将永远存在，并且死灰复燃，愈烧愈旺。

　　（二）权力、资本与黑社会

　　除掠夺性、寄生性和反社会性之外，黑社会还具有另外四个特征：一是有稳定的、长期存在的、庞大的犯罪组织与经费来源；二是集团内部有独特的行为、生活方式与准则；三是集团的活动一般处于秘密状态之中，但在一定条件下有时能公开；四是集团之间犯罪活动有行业与地域的区别。这些的确是一个“社会” 的特征，它有机制、制度、“舞台”，甚至有特殊的“地下文化”。中国历来就有形成黑社会的土壤。中华民国早期，河南竟有８０％的平民是土匪，那种黑社会，早已超过地方政权的势力。所以，我常说，贫穷和野蛮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能消除贫困，就不能最大程度地铲除黑社会。

　　政权与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课题；专制政权与黑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更值得关注。此两者之间，究竟是联盟关系还是敌对关系，一时还说不清。从专制权力者的角度说，只要不构成对权力的挑战，同时又有权力背景，那么权力者一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黑社会激起具有“事件”性质的民愤的时候，组织当中一些无关紧要的“卒”就会成为替罪羊，至于“舍卒”之后保下来的“车”，仍有和政权谈判和交易的余地。如果学者们敢于从黑社会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那么得出的结论是：两者之间又打又拉，又操纵利用。

　　从另一个角度说，历代起义者多有帮会助功，如红巾军、洪门天地会、哥老会等，这个严重威胁，任何当政者都是十分清楚的。杀富济贫、侠道式的黑社会，如同当年梁山泊和“冲天大将军”黄巢，至今也有。这是由社会背景所决定的。我搜集的一些法庭辩论实录，不少黑社会分子就声称“我们杀的全是中国败类！该杀！”，颇有一点替天行道的口气。至于富人、侨商，则更是黑社会“仇富心理”（由心理失衡转向代偿化）的敌手，屡遭绑架、勒索和“撕票”，而且黑社会分子对于这些人从不手软，经常跳跃式流窜作案，大范围布网。

　　（三）黑社会问题：２３年以来摆在中国人眼前

　　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９年３０年之内，中国没有黑社会形成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也就没有黑社会，但权力高度统一的极权主义比黑社会 “黑”的程度何止百倍！把一个人推上批斗台，对大家喊“这个人没有把问题交代清楚，大伙说怎么办？”下面起哄“枪毙！枪毙！枪毙！”然后，就枪毙了。这是经历过那个“人整人”年代的人的共同记忆。真正把“黑社会”重新抬出来摆在大家眼前的，是１９８２年９月深圳市颁布的《关于取缔黑社会组织的通告》。这个《通告》源起于１９８１年深圳公安部门发现有香港“十四Ｋ”、“新义安”等黑社会组织成员在该市活动。１９８３年，仲共中央发出“严打”３１号文件，提到流氓团伙分子“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的社会渣滓、黑社会分子”。从此，黑社会重新成为一个国家级的问题。

　　１９９７年３月，新《刑法》第２９４条将“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进一步规范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１４８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０日起施行。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２９４条“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做出立法解释：“黑保护伞”不再作为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从黑社会再次在中国大陆抬头至今，已有２３年历史。在这２３年时间里面，黑社会跟现实社会一样，发生了无数的变异、更新、重组。其中一个最触目惊心的变化是：黑社会组织成员的年龄结构有年轻化的趋向。

　　在这些年轻人当中，有相当部分是农村青年、无业失业者、过境平民以及青少年，也包括负案在逃、批捕在逃、劳改释放或解除劳教的人员，有很多人犯过命案。学者何清涟在《另类社会权力：黑社会组织》中是这样评价他们的：“他们年轻气盛，完全不受道德约束，行事果断，手段残忍，有职业罪犯的冷血特征。”当年香港黑社会系列片《古惑仔》风靡大陆，曾经激起无数青少年仿效模拟，这个趋势目前其实仍在趋于严重化。

　　随着少年犯问题的日趋严重，黑社会的真相正被逐渐揭露，因为这些年轻人既是黑社会的草根主体，也是黑社会的悲剧代价所在。当然，大陆这种变化，与境外其实是基本相似的，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四）青少年：黑社会成员的主要来源

　　台湾现今大部分黑社会组织，在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都是由青少年所组建的，包括名列台湾四大黑社会组织的竹联帮和四海帮。其中，现在的竹联帮还在经常到校园寻找自己的发展对象，他们所寻找的对象一般不是单个的孩子，而是已经形成团伙的青少年组织；四海帮在１９５７年５月成立时，４４名骨干成员就是大学一二年级的富豪子弟。香港三合会成员的来源，也主要由街头帮匪中的人，而街头帮匪前身大都来自青少年帮匪。他们通常由１６岁或１７岁以下的青少年组成，并由年纪较大的学生或退学学生所控制。这些人主要是参与集体打斗，欺凌弱小，踢青少年入会，恐吓、敲诈、勒索他人金钱等。２００１年９月，香港青年研究室与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全港约有１.５万名与黑社会有联系并参与犯罪活动的青少年，至于那些没有黑社会背景的“童党”数目，更是数不胜数。

　　青少年犯罪，已被列为世界三大公害，其中中国大陆的情形尤为恶劣。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守建说：“目前中国青少年犯罪中，有７０％是团伙犯罪。”另外，据国家禁毒委员会统计：青少年占全部吸毒人数的８５％，同时摇头丸等新型毒品的主要消费者就是青少年。这些青少年若是被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吸纳，性质就更为严重。黑社会性质组织之所以积极拉拢吸收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主要是基于两点：一是因为未成年人往往更加无所顾忌，敢打敢拼，而且他们出面从事某些犯罪活动，即使被抓住也不负刑事责任或能减轻处罚；二是青少年自身有合群性，崇尚江湖义气，在犯罪中往往组成团伙以聚力壮胆。其组织化犯罪泛滥猖獗之程度，恕我笔力难以述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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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则摘录、一则综合主观阐述、一篇文章摘选(2009-04-05 01: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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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首先，政治生活就是经济生活（权力体系的形成与运转过程，即资源的垄断过程和占用过程），然后，一切经济生活就是政治生活（公共领域的消灭过程，即社会成员与权力体系发生交易的过程）。

爱国贼特征总结：
其一是，突出自己、压低他人。如果谁和他们在国家统一上的思路不一，便是汉奸；谁对西方的政治体制予以肯定，希望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谁就是反华－－如此一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仁人志士，也都难脱反华和汉奸之嫌！
其二是人格分裂。有些人明明千方百计争取到西方定居，却要将西方说得一无是处。个别人甚至通过咒骂中国才获得了西方的定居权，反过来又要骂西方充当爱国英雄。几面说谎，几面得好处！
其三是以“爱国”装点门面。有些人本身就是坑蒙拐骗之徒，本来没有什么人格，却要把爱国当成护身符四处招摇。有的落水狗不仅将“爱国”变成他的救命稻草，还要使其成为飞黄腾达的资源。不仅玷污国家、玷污民族，也让“爱国”这一圣洁的字眼蒙羞，正像妓女令“小姐”一词蒙羞一样的令人不堪...

事实上，在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狂欢的深层，蕴含着全社会性的精神危机：严肃的公共话题被禁声而庸俗的娱乐节目被纵容，便是这种危机的公共征候之一。”娱乐和狂欢给青少年的思考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中国不仅没有福利，而且是反福利，自由民主国家都是通过福利缩小贫富差距，中国是通过反福利制度加大贫富悬殊，比如市民比农民福利多，干部比市民福利多。

小于三十岁的人如果不是自由主义者，那他是没有良心；大于三十的人如果不是保守主义者，那他是没有脑子。
-----温斯顿·邱吉尔

“独立”性D性思维，政府爱国的爱国渲染，负面信息的封锁抵制，综上，一个“愤青”就由此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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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决理论上可行，实践难行，因民族自决本意于进行不受外部政权或民族干涉而决定自民族命运发展，一般认为其始出于《十四点和平原则》，并二战后以两大世界人权公约加以确立其理论地位。而现时，在二战后殖民地独立运动风潮前后，民族自决亦多表现为欲脱离治己民族或政权而独立自治，因此被治民族对治己民族或政权多保有抵触情绪，且多呈现为民族主义情绪性激化，故难免引发民族间或被治民族与治己政权的各项冲突，故现时欲达到和平性民族自决，在世界大部地区尤其是非自由民主国家是很困难的。
综上反观，统一思想也并非完全某民族或政权的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表现，其表现为两方面，一为自由性民族融合，一为强迫性民族同化。前者以民族间政治思想自由为基础，从而进行民族间文化平等交流融合，使达到实质性统一；后者以民族间政治思想专制为基础，从而进行文化攻伐或伴随暴力的文化胁迫，以致达到表面性统一。
因此，现时中国只有在政治思想自由前提下，才可能避免被治民族进行民族自决，政治思想专制下只能使各民族逐渐背离政权，逐渐导致各民族民族自决意愿一发不可收拾，直至国家民族分崩离析。
以上主观综论，有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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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动漫，稀有题材~チー。ボン。カン。(2009-04-14 16: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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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麻将 雀圣 三波 牌技 tv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现时个人所知道的有关麻将题材的已TV化的动漫，有福本伸行的《アカギ～闇に降り立った天才～Akagi》，星野泰视的《勝負師伝説-哲也》，能条纯一的《麻雀飛翔伝·哭きの竜》（OVA），以及更早些的片山まさゆき（专业麻将题材漫画家）的《スーパーヅガン》，再有就是今年四月的新番，小林立的《咲 -Saki-》。

这四部TV动漫，风格各异，其中最为我所欣赏的即为福本伸行的AKAGI，作者将AKAGI近乎神一般的进行演绎，各种花样连锁的牌番，摸牌的心理刻画，打牌时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紧张氛围，以及彼此间牌技与智力的角逐，渗透始终。而最使我难忘的即为AKAGI与鹫巢的生死对决，阴险深算的二战遗老鹫巢，一把把按番抽着对家的血，诚是麻将打到这份上，真是前无古人了，而我们的AKAGI雀圣，在被抽掉大票CC鲜血后，却仍能最终灭掉鹫巢老妖，然而，最末那一个带着烟灰的烟头，使人看到了AKAGI不仅是雀圣，而且是泰然超我的神。AKAGI是麻将的神话，麻将的哲学。

P.S.:刚晓得福本伸行的新作《ワシズ -閻魔の闘牌》一直在连载中，这部可谓AKAGI前传性质的麻将漫画，讲述的是鹫巢老妖年青之时（昭和二十三年 1948年）驰骋日本战后雀坛的故事，单看简介，就让人很是沸腾，鹫巢之跋扈阴险，刹风狂傲，让人神往，希望其也能动漫画，好让人一睹青年鹫巢风采。

《哲也》则较为写实，没有太过深入性的心理描写，也没有像AKAGI一张牌打半集10分钟的状况，而只是一部所谓“赌徒”的励志作品，讲述哲也如何从一个自傲的以赌博卫生的小赌徒成长为职业玄人（即牌桌出千手），中间穿插着眼花缭乱的千术牌技，当然也有一般热血励志动漫该有的友情和爱情描写，总体来说属于中上成之作。

P.S.:《哲也》讲述故事的背景时间与《鹫巢》相同，因此我想，如果让哲也跟鹫巢来一把，到底谁更技高一筹呢？

《スーパーヅガン》即《Super Zugan》,汉译又为《台湾麻将》、《超级麻将》，我最早接触不是其原著和93年的TV版，而是《Super Zugan》的SFC游戏，其秉承的是搞笑风格，具体来说即是一部纯娱乐休闲作品而已。顺带一提，三波春夫为此片唱的片尾曲很是带劲。

《麻雀飛翔伝·哭きの竜》，这部OVA只看过YOUTUBE上的片段，是一部带有黑社会背景的麻将动漫，因找不到可观看之处，故不作赘论。

《咲 -Saki-》看了两集，暂言以蔽之，只不过是套着麻将外衣的又一部萌向动漫而已，相信不会引起过多反响。

麻将，这一我华夏国粹，估计是仅除功夫之外，又一为世界广泛接受并为我华夏自我光大之物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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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Super Zugan》ED



ジャン·ナイト·じゃん

作詩：三波春夫 作曲：CHOKKAKU

急ぐな騒ぐなあわてるなパイをつかめば
戦国ロマンの夢が湧く
運賦 天賦 とリーチを賭ける
止めてくれるな正面さん
ズガーンと行かねばならぬのだ
下チャ上チャも 雀仲間 勝負懸けたら
情け無用の狙いうち
君はあげ満素敵じゃないか僕と満願ツモろうよ
ズガーンと幸せ掴もうぞ
闇で役満 待つ心翔んで花見が咲くものか
いつもツカンボ口惜し泣き男 泪を かくして勝負の道を行く
読みの深さはメンタンピンどこでツモるか 三 色を
ズガーンとテンパイ見せようかここが三面待ちどころ行くぜカンチャン
国士無双[こくしむそう]の関ヶ原
ツモニモ負けずにやり抜いて勝って飲み干すビールがうまい
ズガーンと男は命がけ
闇で役満 待つ心翔んで花見が咲くものか
急ぐな騒ぐなあわてるなパイをつかめば
戦国ロマンの夢が湧く
運賦 天賦 とリーチを賭ける
止めてくれるな正面さんズガーンと行かねばならぬのだ
闇で役満 待つ心翔んで花見が咲くものか
ズガーンと ズガーンと行かねばならぬのだ

附录2.：
《近代麻雀》竹书房发行，是一本专门刊登麻将漫画的漫画杂志，1972年创刊，上述多部动漫皆曾刊登于此杂志上。
近代麻雀官方网站：http://kinma.takeshobo.co.jp/

附录3.：
福本伸行简介：http://ja.wikipedia.org/wiki/%E7%A6%8F%E6%9C%AC%E4%BC%B8%E8%A1%8C
星野泰视简介：http://ja.wikipedia.org/wiki/%E6%98%9F%E9%87%8E%E6%B3%B0%E8%A6%96
能条纯一简介：http://ja.wikipedia.org/wiki/%E8%83%BD%E6%A2%9D%E7%B4%94%E4%B8%80
片山まさゆき简介：http://ja.wikipedia.org/wiki/%E7%89%87%E5%B1%B1%E3%81%BE%E3%81%95%E3%82%86%E3%81%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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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则短述与几则摘录(2009-04-17 14: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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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杂文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当年中国主流文化四大现象：下流化、假面化、奴性化、唯利化

私人空间内的言论自由是公共性言论自由的前提，且尊重他人言论自由并不等于尊重他人言论内容，即不可以言论自由内容限定言论自由权利。再，不可以公权力限制言论自由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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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访事件中的4个80%（至今中国局势依然，甚至比早先更加严重）：
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
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
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哈里•G•法兰克福（Harry G. Frankfurt）指出，撒谎和吹牛都是不真实的言语，但两者性质其实不同。撒谎的目的是让对方误以为他说的是真实的，这表明撒谎者对真实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很在意真与假的区别；吹牛则不然，吹牛者根本不在乎真假。谎言的问题是不真，是蓄意欺骗；吹牛的问题是不能当真，是当不得真。一般人在道德上都对撒谎很反感，但对吹牛则比较宽容。然而，就影响效力而言，吹牛造成的后果比撒谎更严重，因为吹牛是使真实失去意义，因此是真实的更大的敌人。

按照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比喻，极权社会好比洋葱头，越是外层的人越天真轻信，越是核心的人则越是犬儒化。

托克维尔早就发现，专制政权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纠正错误或改革之时。因为政绩最恶劣之时，往往也是民众最沮丧消沉、最绝望之日。而一旦统治者不得不大规模纠正自己的错误或改革原有体制，那就会使沮丧的人们燃起希望。不是苦难，而是希望，才能促使人们起来抗争。统治者出来纠错或改革，就是公开暴露自身的弊端和弱点，释放它原来压抑的某些力量，这就会导致统治者威信的降低和异议力量的加强。由于纠错或改革，民众开始有了自信，原本朦胧的不满情绪会迅速上升为明确的批判意识，他们的欲望和期待也随之提升，并由此而产生出进一步改革的要求。

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他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有不少学者认为，耄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很不相同。马克思强调存在，耄强调意识；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耄强调上层建筑；马克思强调物质，耄强调思想。不过依我之见，耄并非一向如此（至少不是从一开始就走那么远）。他领导中共取得政权之初，本来也打定主意从事经济建设，强化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之后，耄求胜心切，说“我们不能走各国经济发展的老路”，遂发明了“大跃进”，对钢铁、煤炭、粮食和棉花等主要产品都提出了产量加番的具体指标，把年产多少钢、多少粮看得比天还重。象“15年赶上英国”、“超英赶美”这类口号，今人只知道去批评它的不切实际，很少注意去考察它背后的价值标准。所谓“ 超英赶美”，无非是指在短时期内使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达到英美的水平，其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把物质生产的发达程度视为衡量社会先进与否的标准。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耄后来对马克思的修正是出于现代化建设受挫的反动。只因为“大跃进”遭到惨败，耄发现打造经济基础是他个人能力的“弱项”，但又不甘心认输，才另辟新径，独树一帜地高谈精神之作用。

极权主义需要不断地制造幻象，营造高潮。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独家“品牌”，不但要有足以令民众献身的“伟大目标”，而且还要有足以令民众骄傲的伟大成就，否则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无法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因此，一种幻象和高潮破灭了，就必须迅速地用另一种去填充。

首先，证照制度都宣称是要建立某种秩序让人们遵循，以免发生错误；但结果却是使人们不需使用并锻炼自己的判断力。
其次，某些“专业人士”有权决定谁有资格取得证照以进入该行业，而这些“专业人士”刚好都是该行业的从业人员。从这个角度来看，“专业人士”的组织其实就是一个工会，企图透过对入行人数的限制，提高该行业的市场价格。
最后，证照制度常同时限制未取得证照者的职业选择权，而不只是一个能力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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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则宗感，与摘录。(2009-04-27 13: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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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宗教 保守势力 歧议 偏正短语 杂谈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以革命理想主义为前提所建立的政权，在初始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必然转变为专制功利主义，即激励机制从理想转变为功利，初期理想主义者所占的主导地位被功利主义者所替代。

Communism时期以个人经济所有多寡来确立的所谓“阶级”，其客观前提本身就极其模糊，难以完全客观判定，因此多以政治手段与历史材料加以主观判定，故“阶级”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以此类推，以“阶级”为前缀的偏正短语，亦大部为模糊性短语，进而衍生出的理论亦大部为模糊性理论。

寰宇唯左，必入地狱，世界唯右，不入天堂。

主义信仰有异于宗教信仰，前者为良心与智慧的背离，后者为良心与智慧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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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的是领导，
游的是港澳，
玩的是阴道，
吹的是政要，
压的是举报，
走的是歪道，
汇的是假报，
活脱脱的现代强盗！

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以及在台湾)，给人平反成了一件光荣加自豪的举动，统治者们仿佛不是在忏悔、反省自己的错误，而是在对不幸的人们施以恩赐。而被平反都也觉得骄傲万分，仿佛自己成了民族的英雄，从而对施恩者感激涕零。

在这种前现代国家，王权并不如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渗入并紧抓社会。一旦国王越出传统，推行改革，就会受到地方保守势力的强大反击；同时，改革也会培养一批激进派。保守和激进势力都自称代表民意，甚至拥护民主，但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政治歧议很容易沦为暴力清洗。阿富汗是激进势力得手后，大肆镇压宗教保守势力，引爆内战，导致苏联入侵。伊朗则是宗教保守势力夺取政权后，立即镇压昨日推翻国王时的共产党“同路人”。
民主改革，至少在短期内，并不能保证这些国家会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
---摘自《南方周末》文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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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则摘录与一篇借鉴阐述，一篇昔日随笔。(2009-05-02 00: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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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杂谈 分类：随笔·杂感·评论
民众应该不信任任何政治家，不盲从任何伟大的政治家。好的政治制度必须允许民众说政治家的坏话，甚至无中生有的坏话，甚至是说伟大的政治家的坏话，去反对他们，批评他们。我以为，政治领袖最好是中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当政，谁都可以发现他的错。没有人会把他当红太阳。他所掌握的权力就不再具有神秘性和最高性，领袖也将暴露出其公仆的身份。没有红太阳的国家，才是民众之福。如果一个领袖伟大到人人都把他当红太阳、当救星和舵手，那么，每一个个体就停止发光了，就停止思维了，就迷失了方向了。我的看法是，领袖“伟大”非人民之福。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伟大领袖，尤其是自封的伟大领袖，这十有八九是个坏消息。若是他们有什么惊人之举，民众终将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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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所代表的无限政府下的秩序构建方式是：权力的流动方向是单线的，是由上至下的，掌权者是由上一级对下一级选拔（俯身拔）出来的。试看中国的王朝政权，开国者们用暴力打下江山，权力的逻辑是打江山者坐江山，最高权力的继承人是由前任（如始皇帝、太祖等）选拔、并指定的（如儿皇帝、甚至皇侄子）。靠通过这种由上至下的选拔方式构建秩序的社会便是选拔社会。选拔社会的秩序基础是暴力（取得政权，强制维持政权）。选拔社会与无限政府是孪生子，在选拔社会中的无限政府的统治之下，最高的权力不受被统治者制约，不实行开放的公平竞争，下级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被管辖对象、被统治对象负责。做官的“诀窍”是讨得上级首长与领导的“欢心”。如民间的顺口溜所刻划的“选拔哲学”：能喝半斤的喝一斤，这样的干部要进京；能喝五两的喝两口，这样的干部要调走。由于选拔者握有不受下级限制的特权，就难免孳生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丑恶行径，以致官职的“购销”成为有“明码标价”的产业化行为。

选拔型社会是由计划和命令调控的、按照国家意志、由上至下组织起来的、以官僚为主导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权力无约束，民权无保障。全面的选拔所造就的往往是一个权力不受民众和法律约束的无限政府。社会政治生活是广播体操。一切生活的律令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连一切建设都以打战役的战争方式进行，民众被当作士兵与“孩童”，一切唯长官与“家长”的马首是瞻，个人的自主性、能动性无从发挥。因而，没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发展空间。

相比之下，有限政府下的秩序构建方式是：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掌权者是由下至上选举（选出来，举上去）的。在有限政府取代无限政府的过程中，在选举方式取代选拔方式的过程中，难免会借助革命的手段，难免会使用暴力，但是打天下与坐天下并无必然的联系。除非以选举的方式、经由下至上的自愿同意，打天下者才能坐天下，并在适当的时候，由新选举出来的掌权者取而代之。即便打天下者经由选举坐上江山。他们也必须承诺对选举他们的人负责，并尊重、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丘吉尔在领导英国人民打赢二次大战后却被选民换下台，这是选举社会的一个生动事例，也是在选拔社会中所不能想像的。

在当今的选举社会中，秩序的基础不是野蛮的暴力，而是公民以选举这种文明的方式表达的自愿同意，维持秩序的手段是尊重和保障民权前提下的法治（而非申子、韩非子式的依法而治，更非无法无天的人治）。按照选举来构建政权必定会为造就一个权力受到选民和法律有效约束的有限政府创造有利条件。在有限政府下，最高权力和各级权力都受到限制、约束和监督，各级权力向自由竞争的选举开放，且对选民负责。由于政府受限制，民权有保障，加上稳定有效的法律，高度的经济自由，市场社会的发育也就具备了肥沃的政治和法律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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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说，需要训政是因为底层民众是“无知可怜” 的幼儿，“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而党国则是保姆。孙文的反对者陈炯明当时举揭穿了这种宪政的谜底：“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诚哉斯言，训政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君主政治，家长政治，以官治，取代民治。训政的要害是官吏为师。“训导”者和被“训导”者间“师生关系”。

不是愚昧的百姓拖了中国民主化的后退，而是聪明的党国官员有效地阻挡住了民主化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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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politics is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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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主观借鉴阐述




民族主义是一种简单且又强大的意识形态，亦可称之为意识传统，其渊薮为民族感情认同，故其理论系统性薄弱，恰此，易为未受过系统理论训练与自由理论熏陶者所接受，专制政体下更为易见。




民族主义就历史分期可分为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实则，现代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处于现世界潜行性民族融合过程当中，且大范围民族独立风潮已然平息，故很难再寻得抱有继承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核心内容思想的，而为独立奋斗的“民族”，现世界在自由主义思潮下，民族自决问题几近荡无（当然，专制政体特外），故现代民族主义已无民族主义一贯精神传统所需的客观环境，亦然无从产生民族主义影响，现时所提及的现代民族主义实则多为国家民族主义，亦即爱国主义。（自由国家为自由爱国主义，专制国家为机械爱国主义*）




故本文只予以阐述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亦即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其本质核心为伸张民族自决权，其情绪化与运动常发轫于民族间的摩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碰撞之际，民族主义主要内容为反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




民族主义亦是增强民族自尊、自强、自信之有力工具，有助于唤起与提高民族归属感与民族统一思想。民族主义大都信封英雄主义，塑造荣誉感和推崇牺牲精神，其可以适时造就一种积极性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有利于保存民族文化传统，丰富社会的价值资源与文化生活，且对世界而言可保留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




民族主义因具有对民族特性与传统的认同与尊重，故可弥补国家旧意识形态的衰败与不同意识形态摩擦而产生的合法性真空，以维持统治稳定。




以上为民族主义的广泛性有点，然而，民族主义因其自身理论性的薄弱极易诉诸感性情绪，非理性民族主义则很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亦可为不轨者所利用，演化为民族恐怖主义和机械爱国主义,且因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为文化和价值的相对主义，故其多反对多元文化，排斥普世价值，导致文化和道德的不宽容，成为专制制度的铺路石。




综上，因民族主义并无任何政经主张与社会组织方针，故常附着于其他主义之上，且多待其附着主义衰弱之时予以张显。是以民族主义不会必然导致专制，但却极易为专制主义所利用，进而演化为机械爱国主义。故为避免上述情况发生，在进行民族感情渲泄时，必须要有一个价值观自由开放的环境，且受平等性法制约束，才不会导致民族主义片面性激荡与为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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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观点源自刘军宁文章。

*：有关机械爱国主义的阐述请看我原来的这篇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0c6ccb010099e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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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当“行动的巨人”，不做“语言的侏儒”。


我此时，无不鄙夷自身的怯懦，因为我就所谓“语言的侏儒”都算不上，我只是个“语言的渣滓”。未敢有胡佳，陈光诚，高智晟，郭飞雄等之实地行动的勇气，有的只是酒后在大街上讽骂政府与朋友间对政府的暗愤。




我曾不止一次的看到，看到被信访办欺骗，胸悬“鸣冤牌”于瑟瑟寒风中，终日立于政府门口，却不被理睬的农民弟兄；看到为保家园与向时被称为“最可爱的人”对峙的被拆平房住户；看到坐镇公安局门口平和示威的耄耋老人；看到法院门前手捧亲属遗照，为控告肇事高官而哭怨四起的受害者···




对此，我能做的，不，是我只感做的，唯有无限同情与言语劝助。




至此，我想起了我高中时候，与志同道合的几名兄弟，为实现我等所谓的“局部共产主义”而所奔走的三年，幼稚的想法，终于在三年后溃灭，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继续进行着，然而，我亦将决定其的失败，就在下个月我将最终放弃，这个小组实践三年，我个人实践六年的空幻构想。




我只是个“语言的渣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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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随笔写于我大专毕业前夕，无意间翻出来，此时再看颇有一番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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